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的记者举着话筒采访我：“张老师，你觉得影视媒体上血腥暴力的镜头会不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
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孩子长大到一定年纪，能够分辨戏剧和生活中的差异，知道这些血腥和暴力在生活中是不常见的，我觉得对孩子影响更大的是影视媒体上广泛存在的语言暴力，比如家庭斗争主题的电视剧，它对孩子、对孩子的父母影响比那些血腥的肢体暴力大多了。”
那位记者很吃惊，我觉得他肯定把我拉进了采访黑名单，因为我的回答已经不按照他的剧本来走了。
我是不爱看电视的孩子，我较多在读书，看漫画，看VCD，玩电脑，从14岁起我就几乎不瞟电视一眼，几乎是处于一个隔绝的状态。2010年左右，我受邀为公务员考试命题，命题结束后为了防止泄题，我们需要被关在一个密闭的庄园中一周时间，手机都被上缴，也不能碰电脑，那时候破天荒地和同宿舍的老师一起看了会电视。
在看那些家庭斗争剧的时候，我感觉一股热血和怒气上涌，立刻就有胸闷和头晕的感受，而我的舍友情绪淡定，好像见惯了这一切。当我听到那些控制性的、攻击性的、贬低和冷嘲热讽的台词时，我难以想象这些是可以堂堂正正出现在电视银幕上的语言，以至于后来我听人说自己爱看电视，天天都要看电视，我都无法直视他。
后来，我咨询室里面的孩子向我陈述父母是如何贬低、控制、冷嘲热讽、吼叫和威胁他们时，我心里很明白，他们已经是属于童年家庭暴力（Childhood Domestic Violence CDV）的受害者了，而他们的父母浑然不觉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异常——连电视上都可以这么演，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因为童年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所以童年遭遇言语暴力和成年后遭遇言语暴力的结局有很大不同，初步结论是童年时遭遇CDV的孩子成年后，自杀率是普通儿童的六倍，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会增加50%，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会增加74倍！
而父母出现对儿童家庭暴力（包括肢体和语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儿童遭受暴力问题列出六条建议
-落实和执行法律（例如，禁止暴力惩罚，并限制获取酒精和枪支）；
-改变规范和价值观（例如，改变纵容对少女性虐待或纵容男孩之间攻击性行为的规范）；
-安全的环境（诸如确认附近的暴力“热点”，然后通过针对问题维持治安和其它干预措施解决当地的暴力根源）；
-支持父母和照护者（例如，向初为父母的年轻人提供育儿培训）；
-改善收入和经济状况（诸如实行小额信贷和就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培训）；
-提供应对和支持服务（例如，确保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能够获得有效的紧急护理并获得适当的社会心理支持）；和教育和生活技能（诸如确保儿童能够上学，并提供生活和社交技能培训）。
在其中我们看到，前面五条都完全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只有最后一条和心理学有关，换句话来说，儿童家庭暴力的问题和社会、文化、法律、教育、经济都有关系。
我觉得作为一名心理健康工作者，第一条是要坚定制止对孩子的肢体暴力，但同时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在现状下言语暴力是如此之普遍，几乎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深陷其中，并心有畏惧。
第二条，如果在评估性会谈中发现孩子遭受CDV，一开始热血和正义感会上涌，但是一定要冷静下来，意识到能送孩子到咨询室的家长更可能是有资源也有改变意愿的家长，不要直接说出“家庭暴力”和“言语暴力”的词语，要用更为中性和具体的词语（如责备、大吼、讽刺），以免对刺激家长离开咨询室。以我的经验，很多家长在我点破之后，几乎一秒以内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持久地做出改变。
第三条，要意识到，家长使用言语和肢体暴力，不是出于邪恶天性，而是自有其功能性，很多研究表明施加言语暴力的人往往是焦虑的人，他们害怕失控，很想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走。当你和孩子的父母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不会用行为功能分析（SORC）的工具，那至少可以拿出一张表格，左边写上家长使用言语暴力后的好处，右边写上家长使用言语暴力之后的坏处，这个方法可以让家长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反复使用言语暴力。
第四条，当心理学工作者为人父母时，不要为自己没法给孩子最好的条件而感到羞愧，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不使用贬低、控制、冷嘲热讽、吼叫和威胁。当我们有机会成为领导时，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下属。
如果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珍惜你身边从不使用言语暴力，坚定而自信的人，你应该训练出一种直觉，去识别那些从不以权压人，从不讽刺贬低人，从不对他人进行攻击的人，弄清楚在哪里可以遇见他们，如何与他们保持终身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