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说着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众人都很紧张，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这句是孔子评价弟子仲弓的。“雍”姓冉，字仲弓。鲁国人，比孔子小29岁，以德行著称，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对他的评价极高，说他的德行足以南面而为王。这样惊人的评价在孔子的弟子中，还没有给过其他人。孔子临终时还在弟子们面前夸他：闲哉雍也，过人远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是巧言佞色的佞，这里表示能言善辩的意思。大概平时孔老师总是夸这个弟子，其他人有点不服气，就说，冉雍仁德没得说，就是口才不太好。孔子听了有点不高兴了，连着用了两个反问：“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要那么好的口才干什么？“御人以口给”，“御”是抵挡，“给”是辩论。拿嘴巴对付人，屡屡招人厌恶，有什么好呢？冉雍是不是做到了仁我不知道，但要那么好的口才做什么呢？
能言善辩，在现代人看来是个求之不得的优点。很多人专门练习演讲与口才，但在古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优长，而是更应该向内求，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仁德，向外求是不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了。也就是外部表现更重做，而不是说。在《群书治要中论》上，有一段：“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谋谍如也。”讲的是能言善辩的人，心智足以看到、洞察到细小的环节；言辞非常巧妙、精于修饰；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过那些漂亮话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装出伪善的面目，所以古人对于言语也就不会过分地重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重视。我们现在选拔管理者，有不少时候也像西方选拔总统都要进行演讲，演讲时言语非常巧妙、非常能感染人，但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呢？很难从他的一两次演讲中就辨别出来。
所以，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因为口才太好，会有所恃，往往会形成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自己口才好，想要得到的东西，通过说而不是做去获取，这当然就很可怕了。而且，因为口才好，就容易呈口舌之快，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或强词夺理，或巧言惑人，或因言起祸，或恶语伤人，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在佛家，专门有个“口业”，把嘴巴管严实点，也是一种禅定，也是一种修行。张嘴讲话很容易，懂得闭嘴却很难。少一点负面的语言，多一些正面的好话，学会赞美别人，多念经，多持咒。贵人语迟，敏于事而慎于言，多讲一些有意义的话，语言才会有分量。
其实，我们对口才好的人的欣赏，更多的是对他表现出来的自信、逻辑等的渴求，和看到别人唱歌唱得好没什么两样。所以，不要期望口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上说过，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试图说服别人，即使你有再充分不过的理由。能言善辩可能让别人哑口无言，但只能压服别人一时，人家当时辩不过你，或屈服于你，但心里并不舒服。人是很难通过一番辩论而心悦诚服的，辩论过后我们很少想别人说的是不是有道理，而更多的在“复盘”中懊恼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么说”，如果换种方式就会占上风了。
那些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关键时刻三言两语定乾坤的故事，其本质大都更口才没有太大关系，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由内而外的品德和智慧。比如开头的周总理的例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总理的口才极好，究其原因是他智慧过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十八元八角八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十八元八角八分……”当时我们国家还比较贫穷，这位外国记者的问题让人很难回答。据实回答的话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国家还很不富裕，另一方面则暴露了我国的经济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显示出了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
关于周总理在外交和谈判场所发生的故事还有很多，他敏捷机智而又不失大国总理风度的做法既让人感到意外，又让人感觉是在情理之中。从周总理身上，我们发现，好的口才不单是口齿伶俐，更必然是出自一个有“心”的人。周总理的“心”就是亿万人民，就是我们的国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只有拥有这样一颗热情的“心”，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三岁学说话，一生学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