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这时，上海来的大姨正忙忙地往我家赶。夏天的微风吹拂着大姨的齐耳短发，头发黑而发亮，身上灰土布的对襟的上衣衣角随风起落，脚上的纳的千层底布鞋，踩在坑坑洼洼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上，渐染到她黑土布的长裤上，钻到膝盖处的补丁处藏起来了。路旁的地瓜蔓如细长蛇爬行在黄土地里，细脚伶仃的玉米稀稀落落地如瘦的诗人一样立在田间，半枯的叶子飘摇，含羞地露出细长如黄瓜瘦小的玉米。
我大姨无心观景，抿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已经奔走到了我村东头的小溪上，见一双拱石桥如长虹卧波，溪水清冽蜿蜒潺潺环村，绿树下的溪面上偶尔有游鱼跳波。荷叶青碧，葱郁的芦苇荡傍溪伸展有几十亩，蒹葭青青中，有水鸟乱鸣。大姨看到风景秀丽，也走得汗流浃背，便慢悠悠坐在桥上的光滑的石桥栏上，放下手臂上的挎着的竹篮子来察看，看篮子里有几十个鸡蛋破了没有，还看了下几个大白馒头，几根油条，还有一些大姨自家炒的平时往集上去卖的花生。
在溪前光着屁股的小熊孩子摸着鱼儿，看过来却不再说笑。小孩子静悄悄，必定会做妖。他们看到大姨的一脸麻子，齐声喊：“麻坑麻坑满脸是，葳了蚊子小细脚。”正喊着，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县办的公社工厂里下班回家经过，下车捡起一小土坷垃作势要投，惊散了小屁孩，接着热情地与大姨寒暄。
大姨很高兴地看着父亲，父亲留着大背头，头发粗硬而发亮，一丝不乱，宽额头，高鼻梁，粗眉大眼，方脸圆下巴，胡须刮得放着青光，长颈方嘴，一米七八的挺拔身姿，臂长手大，右手前有一黑痣，手背上青筋尽露。大姨看到此心内有点不安，心中想起了算命先生讲过：手背有痣，黑痣劳碌，不藏而露，财富不聚。看着手上的痣有点发呆。父亲便说：“他大姨，快到家里去吧。”大姨接着看了父亲一眼时尚的穿着，不安减退。看父亲脚穿着黄色的解放胶鞋，一身中山装干净笔挺，前衣口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手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性牌自行车，露出手腕的上海牌手表。
挺有派头的，大姨心想。于是大姨脸上溢满笑意说：“他三姨父，你从厂里下班了？”父亲看着嗡声嗡气的大姨，大姨的一个鼻孔被一肉瘤堵住了，便大声地说：“来，我们一起回家。”连忙接过大姨的竹篮子挎在自行车把上，两人说说笑笑地往家中走。
大姨沿途观望，桥东沿路三百多米的路南有一亩见方的院落，院落用土墙围绕，有堂屋与东厢房各四五间，隐约可见场院外有晾晒的大豆，南墙外有半亩多的菜畦，绿油油的想是种着旺盛的黄瓜与豆角，青的应是肥大的白菜，红的应是西红柿，那绿树长柳丝下有一架碌碡，光滑的石井栏东还有三亩地，这是做为给看这生产大队油坊的“光棍司令”小专报酬的自留地。正听到小专打着竹板唱着山东快书《武二郎》“闲言碎语咱不讲，咱讲一讲那个好汉武二郎。咣里个咣。”还有一把二胡拉得却凄婉悠扬，继革的一声横笛吹起，那么宛转，大姨与父亲听着便有点陶醉。父亲笑着对大姨说：“这光棍司令领导着一帮子人在瞎乐和呢。”
大姨便笑着继续跟着父亲往村东头走。村的东头是千顷良田，绕村的一带青溪和那芦苇荡。二人沿桥走到西边百多米，看村内都是柴扉土墙，茅屋低小，屋后大都是榆树槐树阴着后屋檐，枣树与桃李树罗列堂前，远远近近地卧着几百户的农户人家。村东头路南是一溜六七间的六生产队的队屋，场院有三四亩大小，西南角有着四间的土屋牛棚。牛棚西面隔一路是四亩左右的一池方塘，浮萍上有鸭拔清波。塘旁是绵长柳条拂水，村中男女少年正站在柳杈上跳水，溅起的水花老高，荡漾着的波纹便传到了方塘西面我的家中的院落宅基地。
二人一路走一路看，转眼已赶到我的家中。
大姨来我家，母亲让父亲抱出他刚从工厂发的行军被，笑着对大姨说：“她大姨，你看我们的这床棉被，也盖不着，天又那么潮，长期放着就会被潮坏的，那多可惜呀，哈哈，你抱回去用吧，免得糟蹋了。”母亲说话声中好似带着让大姨帮忙的口气。大姨眼圈一热，笑着接过棉被。
父亲又说：“她大姨，你看我们家磨粉条，实在是忙不过来，你让爱芝爱莲来我们家帮忙吧。”大姨连连说好。在厨房，大姨对我奶奶说：“你看他三姨三姨父真是想得周到，也真是体贴心。在这么穷的年代，谁家会有多余的被子呀，谁家粮食不紧张呀，她说被子会潮坏，让孩子到她家，除了给她们多添几张口，孩子能中多大用呀。除了有爱心的人，不会想得那么细，帮别人，又不伤了别人，不让人感到尴尬。”
奶奶颠着小脚忙忙地玩把一大锅水烧开，拢拢额前凌乱白发，笑着对大姨说：“亲帮亲邻帮邻嘛。不要太在意。”二人忙着唠着。
到傍晚时分，公社的通讯员来到村东池塘西边一家独立四合院的院落的门口，叫门：“队长在家么？”闻声走出一位四十多岁，不大像农村人，也不大像城里人的汉子，赤红脸，光着脚，像个庄稼汉；可那套涤卡上装，和塞在口袋里的笔记本，又像是管点事的。看那任人对他的敬重，无须细问，他是六队队长，我的爷爷士臣。来人交待队长晚上务必在生产队开会传达上级精神后就离开了。
队长关上竹篱笆门，那竹篱早已褪去绿色，在风的吹拂下咿呀作响。
正对着竹篱笆门五六米的是一棵两搂粗大的枣树。老树皮黑褐色，龟裂纹理，虬枝弥漫了土屋形成的四合院。恰值1960年6月份，石榴花开，那夕阳红皱了石榴花，万绿丛中一点红，娇艳美色补须躲，它正咧着嘴角，仰着烈焰红唇，羞妒着穿着红裙飘飘的四姑。
四姑穿着绣着一对蝴蝶的红布鞋，如麋鹿迅捷轻盈地往东厢房奔，齐腰的黑粗随着她曼妙的腰肢来回摇曳，手端着的一盆热水便溅出几点欢快的水花。屋内传出急急的催促声：“快生出来了，使劲使劲！”
大枣树下依偎一五十多岁老汉，不紧不慢地从扎着黑对襟袄的黑布带里抽出别着的大烟袋，装烟，打火点烟，悠悠地吐出缕缕烟来。
西厢房的厨房门，一五十多岁的老妇颠着小脚往锅里舀水，花白的头发披拂在她的慈眉善目上。盖上锅盖，急急地拉着风箱，锅底的火温柔地吻着锅底。这时竹篱笆门外传来一对母女的乞讨声，老妇便从本不宽裕的窝头中拿出一个，柔声细语，交给那乞讨母女……
西边天正火烧云，院子外池塘泛着金光，狗吠深巷，鸡鸣树巅。池塘东第六生产队的铁钟响了！社员稀稀拉拉地往那有十几间土屋的生产队场院汇集。
村中间一片巍峨的县长大院里却响起三声关门炮，震得那两里灵棚簌簌抖动，追思着县长的老太爷刚去的英灵……
屋外，我的父亲，一挺拔英俊的二十四岁的男人不安地张望，走动。有时捋一捋黑亮的大背头，有时抬手腕看看上海牌的手表，有时从他的挺索的灰色中山装拿出英雄钢笔写些什么。
这时，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我妹妹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