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孩子们都还在放暑假的时候，早上总是起来的晚些，那天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起来开门后看到是他。他笑了笑说：“不好意思，这么早就来敲门了。我是来问问你们，现在需不需要拉煤球？”我还没回话，他接着说：“今年市里创建卫生城市，煤球厂也属于污染厂矿，去检查了好几次，一直让停工，这批煤加工完以后，应该就不再生产了，如果你们需要，尽早给你们拉过来。”
虽说天气正是最热的时候，可冬天很快也会来的，“有备无患”，才能安然过冬呀。我对他说那就拉吧，拉300块儿就行，去年剩下的还有100多块儿。他说好，趁傍晚凉快的时候拉来。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拉煤人，黑黑的，瘦瘦的，脸上似乎总是洗不干净那样。我知道他时，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北方的冬季总是特别的冷，西北风呼呼的刮着，滴水成冰的。在今年冬天以前我们这个小城没有集中供暖一说，到了冬天都是各自生法子。我是享受不了空调暖风的人，一吹就头晕。所以结了婚以后，冬天到来，还是用那种有烟囱的炉子。
上初中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李根立煤球厂”。他那时候在那里工作，妈妈总是让他给我们家送煤球。
在煤球厂，他把煤球一个一个搬到架子车上，然后拉着那辆一次能装500煤球的架子车，送到用户家。到了用户家，再一个一个的搬下来，放到一个特制的木板上，搬到用户指定的位置。
和他在一个煤球厂工作的工人，好多人都吃不了那个苦离开了。他却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了。用他的话来说：“咱不识字，能有份活做就不错了，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呢。”
几年前他工作的那个煤球厂把地卖给了开发商，他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从最初的一块儿煤球一毛多、两毛多，到三毛多、五毛多再到现在的八毛；从刚开始的每上一层楼一个煤球加2分钱，到现在的每上一层楼一个煤球加5分钱。搬煤球上楼，这个早就没人做了的苦差事，现在也只有他在做。
他从最初是一个人拉着装满煤球的车子送煤球，孩子们长大后他的老伴也从乡下老家来到城里给他帮忙。虽然她只会帮忙推一下车子（因为他人太实在，家里还穷，娶了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媳妇），但有了伴，走在路上还有人说说话，递口水喝。
傍晚的天还是很热的，他如约把煤球送来，他的老伴还有他的小孙子在楼下，他一个人开始搬运工作。那个脸上沾满了煤灰的小男孩儿用一个小棍子挑土里的蚂蚁，看见我，抬头对我笑笑。
他的电话铃声响起，接通电话，我听到那端是一个小女孩儿稚嫩的声音，小女孩叫着外公，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在搬煤球呢，不跟她说了。挂了电话，他说：“天气太热，前几天儿子打电话说不让他送煤球了，让他歇歇。他说闲不着，趁凉快的时候送点。说过些时，煤球厂要是不让生产了，那就真该歇了。”
我切了一些西瓜，拿给他的老伴和孙子，小男孩儿并不怯生，边吃西瓜边玩儿。
因为他搬煤球时没有戴手套，搬完煤球，我说用盆子盛些水让他洗洗手，他说不洗了，洗了水太脏，把盆子也染脏了。说是到楼下用邻居家空调管子里流下来的水洗洗就行。付给他应给的钱，他拿了搬煤球的木板下楼，洗了洗手，收拾好车子，和老伴一起拉着小孙子离开了。
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天接孩子放学，刚好看到他和他的老伴拉着架子车从我们住的那个小巷出来。听到他像哄孩子那样说道：“别生气了好不好，知道你饿了，先给你五块钱买吃的，等回头再多给你一点。”我在一瞬间被这些话震慑了。
五块钱，对于现在的一个孩子来说，也许都不够一天的花销。在他们那里，却可以暂时打发一顿饭。
几十年的风雨兼程，他用脚走遍了这个小城的每一寸土地。因为常年拉车，架子车的盘带又是放在右肩，他的右肩要比左肩低下去好多。脸上常年都粘着煤灰，两只手也是从未洗干净过。
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不足以为人所记着，甚至是被人嗤之以鼻的。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纷乱繁杂的社会。他们每天用双脚从城西走到城东，从城南走到城北，这种一步一步坚实的足迹，正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在街上，时常会看到他们送煤球的身影，一个在前面，一个在旁边。他们用最无声的画面演绎着最真、最浓的情。平淡岁月里，不变的坚守和陪伴，普通的再过不能普通的他们，也是这个小城里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