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 /
我其实想问一个傻不拉叽的问题－你相信命吗？
我从来没信过。
2011年在贵州的肇庆，我认识了驴行途中第一位环球旅行者，他看了看我的手，犹豫了良久，说：你在20岁末会生一场重病，过了人生就会顺。我笑的像一抹斜阳：“我根本就不信命”，大叔笑了笑：“你可以不信命，但是你要认命。”
2015年环球旅行归来的时候，神婆给我算了一卦，曰：千万别回上海。那时候的我，早已子弹用尽，身无分文。身上有的，是经历了一整年夏天的那种热带风情。我穿着夹脚拖蹦跳着跑去看朋友开的古董店。恨不得见着每个人都拥抱与亲吻一番。
/ 冲突 /
我回了上海。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财务，感情，职业，住所，朋友，信任，文化冲突。。。
久居国外的人似乎都很熟知一个概念- reversed culture shock(反文化冲击),是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很多层面截然相反的对立表象。我受到了强烈的反文化冲击，而更多的冲击其实来自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股市的大起大落，万众的创业热情…这个我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国家和城市，一夜之间变得出奇的陌生。我在中间迷失了自己，产生了内在的冲突，我得了抑郁症。
在我并不了解什么是抑郁症的时候，天天都在跟亲近的朋友们哭诉我抑郁了，可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抑郁症的时候，却只想找一个角落躲起来。我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正如知乎上说的一样，得了抑郁症的人，要么等着折磨一生最后放弃自己，要么可以迎来深藏在人类最黑暗体验中的那朵秘密金花。
痛苦有时候让人觉得生无可恋，万劫不复。而痛苦非常难以被形容。因为情绪的捕捉太难，而我，丧失了所有的短期记忆力，甚至一部分逻辑思维能力。
/ 自救 /
我更愿意用Disorder(错乱)去形容那段糟糕欲死的经历。世界被完全打乱，价值观得以重组，西方世界对于Depression(抑郁症)的认识比我们超前太多，甚至把经历过抑郁，作为对大脑潜能的启发，和创造力的来源。而国内对抑郁症的看法，目前自成两派：派别一说抑郁症是人们自己想不开，想开了就好了，派别二说那是非常严重的病啊，得吃药，那是治不好的。
在我还有能力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去了国内的医院。我看到的，是无尽的破碎、歧视、病人自身的羞耻感和疯癫的场景。我的内心开始咆哮，我想要有人能拖我逃离那个深渊，然后，我越陷越深。我的大脑开始退化、彷徨和游移。我变的越来越似好人，想要拖着那些抑郁了7年10年的朋友脱离苦海，却自己越陷越深。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游移在每个城市的图书馆里，读心理学，读哲学，读神经科学。深陷抑郁的时候，最多的思考在人生的意义。哲学没有给我答案，却在精神认识上更深层次的让我理解了，意义追寻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认知(cognition)的进化。很多事情，无非对错，只在于选择。
从抑郁急性发作到完全康复，花了将近2年。那段时间情绪就像坐上了过山车，惊心动魄。我咆哮过公司高层，嘲笑过同胞，读着大洋彼岸写来的邮件感动到泪流不止，也无助到经常躺在床上一哭就是一天。这段时间看上去似乎是人生的一种浪费，但是那些深入内心的思考和挣扎，能够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世界的未知，找到全新的自我，并且无谓周围的喧嚣去寻觅自己的人生旅程。这中间，经历过绝望、无助、不被理解、还有长久的迷失和自我发掘。
/ 偏见Bias/
有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国外寻求阳光和答案，然后惊奇的发现，越是擅长与专精的临床学派，越是对大脑的研究抱着无知的敬畏。抑郁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看病-吃药-治愈的简单过程，教条主义的思想让我们在对待“大脑失常”这一疾病上抱有太多的偏见，我们认为那仅仅是’情绪’出了问题，而忽视了生理学上的主因。
我们无法用问诊的方式完全诊断出大脑1000亿个神经元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而以身试药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医生诊断的经验和病人表述的确切程度。
药物对于抑郁症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而非’治愈’的效果，美国学术界目前甚至存在争论认为药物对于“心理性抑郁”只是“安慰剂”的作用。
我脑中的过山车
/ The Roller Coaster in My Mind /
于是我有了这个想法，写一本书，一写自己的疯癫往事，二写抑郁症的国际观念，三写神经科学与非药物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