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福根也不再客套，就实话实说，把刚才在工场里说的话扼要地说了一遍。周尧仁听完，两手一摊，皱着眉，苦着脸说：“福根叔，不是我不肯帮忙，你知道黄老板那位远房亲戚是闸北地区小有名气的‘白相人’。他霸道得很，带着大小老婆还有二个儿子。大儿子16岁，大老婆生的，是个傻子，小儿子才5岁是小老婆生的。昨天傍晚刚搬进来，大小老婆就打架。他们不仅汰浴、晒衣的地方不让我弟弟用，甚至连马桶间也不让进。弟弟昨天晚上来向我诉苦，我也没办法解决。你看我家里，哥嫂、侄子还有他的丈母娘5个人前天下午也从北火车站逃难来了，我本来想请黄老板再帮个忙，弄间阁楼暂住几天，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敢再去开口了。”

白福根一听，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人就冷了半截。他想告辞，但薛金康夫妻两人痛哭的面容，特别是兰娣妈即将临盆的危急，他不能坐视不管，这又最后一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所以就不能轻言放弃。他决心先来说服周尧仁，只有依靠他的合作才能把事情办成。于是就抖擞精神，用坚定的语气，对愁容满面的账房先生说：“老周，既然这家人这种德性，你弟弟在那里也一定是度日如年。只有住进去的人多了，才能刹住这股邪气。这种人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说不定今后他还会把老板的工场也霸占了去！现在我和你一起去见黄老板，我来对他说，把我们两家和你的哥嫂一家都挤进去，将来这个流氓要敢耍滑头，我们都能为老板做个旁证。”

“这幢房子哪里能塞得进这么多人？”周尧仁一听，吓得张大了嘴巴，半响才喃喃地说。

“当然不能住得很舒服啰！逃难嘛，能打个地铺就行。我想，灶间让出来给老薛家用，如果生孩子，水电厕所都方便。烧饭各家就放在天井里。三层阁原来是仓库，虽然直不起腰，但整理一下，地方比较宽敞干燥，就给你哥嫂一家住，与“白相人”一家也不搭边。我一家就挤在底楼后厢房4平方米的小间里，这样照顾老薛家也方便些。如果那位黄三爷不乐意，我就住二楼的后间，那里有6个平方米大，随他们挑。”

周尧仁听白福根自说自话把那些房间分配完，就苦笑着说：“如果你是黄老板就好了！”话语里包含着挪揄的意味。

白福根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当然听得懂这句讽刺话。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方只要肯答应帮忙解决住房问题，就是向我脸上吐痰，我也得咬牙忍受呀。于是他给对方打气说：“老周，你不要泄气，事在人为嘛，我们现在就去找黄老板商量一下，也许能成。”

其实，这时，周尧仁的心里也在打他的小算盘，自从哥嫂侄儿来了两天，家里老婆，儿子就没有好脸色。其实也难怪妻儿，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要住8个人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别的不说，就这大热天，晚上一人一脚盆水在房间里洗澡，其它人坐在后门或是天井里就得等上几个小时。等洗好澡就在这又热又潮湿的房间里睡觉喂蚊子，这滋味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兄嫂原本在一家小贸易行工作，也算是坐写字间的上等人，平时生活能温饱，但不富裕，如果为逃难要在租界里租房子的话，付了房租就吃不饱肚子。他们在这里借住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是亲兄弟，但总有“人在屋檐下”的凄凉感觉。夫妻俩整天像二只闷葫芦，脸上不见一点笑容，所以周尧仁夹在中间就像一只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他深叹：“这种日子，比东洋兵的刀架在脖子上，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他被白福根说动了心，寻思，如果这事真能办成，全家也就得到了解脱；如果办不成，有白福根打头阵，老板也不会怪罪自己。于是他点头答应了，回屋去换了衣服，和正在忙早饭的妻子说了一声。他妻子一听能解决兄嫂的住宿问题，顿时眉开眼笑，一迭声地叫好。还弄了一碗开水泡饭，剥了一只皮蛋，叫丈夫吃完出门。

周尧仁和白福根从孝文里出来，绕过人群只20多分钟就来了法租界台斯德朗路的四维新邨。它坐落在徐家汇近旁，一排共有十几幢独门独户，钢筋水泥三层楼煤卫俱全的新式小洋房。各家门口还有一个3-4平方米的小花圃，因为这是法租界的一个高档住宅区，所以当局在这里临时设了关卡，并有警察把守，禁止难民闯入。周尧仁上前报了黄老板的姓名和门牌号，安南警察核对后就放行了。

周尧仁领着白福根来到一幢洋房门口，伸手去揿墙上电铃，门里铃声响过，铁门上拉开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张中年妇女的脸。周尧仁一见就说：“胡嫂，阿哥在家吗？”胡妈见是熟人，就开了铁门。她领着两人进了小客厅，招待他们坐下说：“先生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说着就上了楼。白福根这里是第一次来，因为有心事，也没心情去欣赏这间西洋化雅致的小客厅。现在坐在软绵绵的沙发里如坐针毡。他脑子里在飞快地盘算，见着老板后该怎么说。而周尧仁比白福根更紧张，他端着人家的饭碗，就要看人家的脸色，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总怕得罪了这位有钱的表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