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观圆融本指破除偏执，做到圆满融通，后引申为人做事灵活变通，不固执己见。在古代，苏轼就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人物。他一生才华横溢，却受小人之诬，一贬再贬，却为贬谪之地做出生平伟业。一次，他被贬黄州，与酒友泛舟游行，不醉不归。夜半酒酣，他一时兴起写了《临江仙•夜归临皋》，本想和酒友分享，却无奈酒醉，直接下船。第二天就要醒来，发现苏轼不见了，以为一代文豪投江而逝，没想到苏轼在江边草地中恬然酣睡。所以说苏轼，一生以道养生，以释宽怀。

      中华文化本就深怀隐忧，人们常常强调忧患意识。《八卦》中每一卦都在讲忧患；屈原流放，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古代典籍源于忧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处于“犯上作乱”“乱臣贼子”的时代，一生忧心忡忡，忧己忧人忧世，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而孟子还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都是有忧患意识的表现。

        当然，中国文化不只有忧患特点还崇尚乐观。古人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悲观就是小人心态。《易传》中将顽强生长精神解释为“健”，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因此，中华文化忧中有乐，乐不忘忧。而忧乐之间还有第三，第四个概念，就是乐观和圆融。乐观就是通览全局对人生境遇和事物规律通盘领悟，不为一时得失、穷通和忧乐左右。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还有庄子在自己妻子过世之后还能箕踞鼓盆而歌。正所谓佛曰“苦海无涯”，道曰“人生如梦”，钱财乃身外之事，生死乃世间常理。天地变化，万物荣枯乃自然之理。

          圆融其实就是灵活变通，张英家人曾与邻居争地，写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既然改变不了他人（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一种是改变心态，一种是改变行为。

            这种达观园融的观念，使得中国具有包容精神。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善于圆场，但毕竟是有缺陷的，缺少法治精神原则性不强，难免圆滑，需要我们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