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到同学家玩，绕了一点路去柳子庙。
其实更早之前学校也组织去过一次，跟着队伍走了一趟，看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坐了很久的车。真正算得上“去”的，是后来那一次。
那时我还在祁阳读书，有一位同学在冷水滩，趁着假期去看他。冷水滩去过了，同学说，零陵离这儿不远，柳宗元的柳子庙就在那边，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
我们搭了一辆过路车，晃晃悠悠地到了零陵。柳子庙在哪里，全不知道，那年头没有手机导航，地图也没带一张，全凭瞎问。一路问过去，穿过几条老旧的街道，拐进一条巷子，越走越偏，越走越静，最后走到了一条溪边。同学说，这大概就是愚溪了。
印象中那条溪很普通，浑黄的水，浅浅的，两岸杂树荒草，住着几户人家。空气里有淡淡的水腥气，混着草叶的味道。没有石砌的堤岸，也没有碑，就是一条寻常的乡间溪流。我们站在溪边看了看，便沿着溪走了一阵，找到了柳子庙。
那时的柳子庙也旧，但保存得还好。门楣上的漆有些剥落，院子里的石板缝里长着青苔，几块石碑立在那里，字迹有些模糊了。大殿里的塑像蒙着灰，但看得出是尊像。有工作人员在守着，安安静静的，没什么游客。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看了看碑文，便出来了。
同学说：“就这？”我说：“就这。”
我们在庙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沿着溪走回去。那天的天气不好，灰蒙蒙的，溪水也灰蒙蒙的。我们在一座简易的水泥桥上站了站，灰色的桥面有些地方长了青苔，桥下的水慢慢地流。我们靠在桥栏上，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站了一阵。
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一次，大概只待了两个小时。走马观花，什么都没细看，也什么都没多想。回去的路上，同学说：“咱们大老远从祁阳跑来，就为看这么一座庙。”我笑了笑，没说话。那一次，留给我的只有这些零碎的印象：一条普通的溪水，一座安静的旧庙。至于柳宗元，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隔着厚厚的时光，模模糊糊的。
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没有再去过零陵。后来我离开了祁阳，到了长沙，一住就是许多年。从长沙回湘南，现在坐高铁方便得很，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永州。可疲于生活，来去匆匆，始终没再拐过去看看。
前些年，因为办事到了零陵。事情办完了，还有半天空闲，便想着再去柳子庙看看。隔了三十多年，终于又站在了这条溪边。
司机听说我要去愚溪，笑了笑：“那边现在修得可好了。”
果然修好了。
车子停在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前。街道两旁是整饬一新的仿古建筑，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挂着统一的招牌。游客熙熙攘攘，举着手机拍照，导游举着小旗子，喇叭里传出讲解的声音。我沿着街道往里走，脚下是平整的石板路，两边是热闹的店铺，卖纪念品的、卖小吃的、卖字画的，应有尽有。
走到溪边，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溪两岸砌了整齐的石堤，栏杆是仿古的石雕，每隔几步就有一盏仿古的路灯。溪水清了许多，能看到水底的石子。溪上架着几座新修的拱桥，桥头立着石碑，刻着“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之类的名字。每一处都修整得规规矩矩，像一件刚出窑的仿古瓷器，锃亮，新得挑不出毛病。溪边也终于有了碑，一块大大的石头，上面刻着“愚溪”两个字，红漆描过，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柳子庙也修过了，金灿灿的，亮得有些晃眼。游客进进出出，闹哄哄的，有人在碑前拍照，有人在殿里磕头。
我站在桥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忽然有些恍惚。三十多年前那个下午，我和同学从祁阳过来，在这溪边，什么标识也没有，只有一条浑黄的水，安安静静地流着。我们不晓得这条溪是不是真的愚溪，也不晓得那些石头是不是真的钴鉧潭，只是凭着课本上的几篇文章，就敢到处乱走乱认。那时我们离柳宗元很近——近到觉得他就在身边，近到觉得他的寂寞和委屈都能摸得着。现在一切都修整得明明白白了，每一处都有标牌，每一个地名都有出处，可我反而觉得，离他远了。
沿着溪走了一阵，在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溪水在脚下滑过，清浅，无声。远处的喧闹隐隐传来，像隔着一层什么。我忽然想，柳宗元当年为什么要给这条溪取名“愚溪”呢？
溪本无名，或叫冉溪，或叫染溪，都是寻常字眼。它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溪流，两岸百姓靠它灌溉、浣衣，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直到柳宗元来了，给它改名“愚溪”，这条溪才有了心事。
他是因为“愚”被贬到这里的。三十三岁，正当壮年，从长安城的权力中心一下子跌到这南方荒僻之地。母亲死了，女儿也夭折了，回京无望。他给自己住的地方取名“愚堂”“愚亭”，给溪边的丘、泉、沟、池统统冠上“愚”字。一溜的“愚”字排开，读来像自嘲，又像反抗——你们说我是愚人，我就住在愚溪边，看看到底谁愚。
坐在溪边，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我还在祁阳读书，觉得日子还长，什么都可以慢慢来。后来呢？后来离开了祁阳，到了长沙，工作，养家，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事业谈不上顺，也说不上失败，只是活着，一天天往前赶。有时和那位同学通电话，还会说起那次零陵之行。他在电话那头笑：“还记得那条小河沟吗？咱们从祁阳跑过去，连块碑都没找着，真是愚。”我也笑。
我想起柳宗元写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天地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人，一叶舟，一江雪。那个渔翁在钓什么？不是鱼，是寂寞，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沉默对抗。这种不合时宜的坚持，就是“愚”。
可也正是这种“愚”，让他在永州十年，写下了《捕蛇者说》《永州八记》，写下了那些千载之后还在被人读的文字。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在命运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色渐晚，溪水暗下来。远处的柳子街亮起了灯，一串串的红灯笼，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我站起来，沿着溪边慢慢往回走。经过那些整齐的石堤、崭新的石碑、仿古的路灯，忽然觉得，这些修整也许并不是坏事。一条溪流被遗忘太久，也需要被记起。只是记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让人觉得近，有些让人觉得远。
走到桥头，又看见那块刻着“愚溪”的石碑。碑是新立的，字是新刻的，在暮色里格外醒目。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和同学从祁阳过来，在这溪边，什么标识也没有，只有一条浑黄的水，安安静静地流着。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现在知道得多了些，反而什么都不确定了。
也许这就是“愚”的滋味罢。它不是聪明，也不是不聪明，而是一种清醒之后的认命，又是一种认命之后的不甘心。柳宗元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
可因为有一个人在这里住过、写过、哭过、笑过，这条寻常的溪流，便不再寻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