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公元1628年～公元1644年）时期，虽然诛除了大太监魏忠贤，但是，厂卫之毒，依旧流布，而且，崇祯皇帝对厂卫的依恃，并没有实质减少。

当日，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

关于梁清宏，需要全面认识，可参佐史料如下。

《畿辅通志》云：

“清宏，梦龙曾孙。由世袭锦衣卫副千户擢北镇抚司掌刑。在职明允，不事株连，诸逮狱者，加意惠恤，皆为感德。历迁都指挥使，仍掌司事。闯寇破京城，不食而卒。”

《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云：

“野史云，贼派饷各官，无论用否，俱责如言，不办即夹。……镇抚司梁清宏，及史馆辨事卫幕杂流，夹俱，竟日夜不放。……史冯候用、梁清宏，体甚肥，故释夹即死。”

那个时代，凡是缙绅之家，平日门下多少都会有人来人往的踪迹。为了避嫌并免于祸患，这样的人家，都是很晚才起来开门，很早又快快把门关紧。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敢相聚议论或窃窃私语。

当日的情景是：

锦衣卫旗军的校官在谁家走一遭，谁家就如同经历大盗抢掠一般。

那时，在厂卫官校的眼中，官员的家，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槖。

所以，只要官员被盯上，锦衣卫官校入门之后，官员的财产钱物，官校们均分其利。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下：

那些图谋大明江山的组织和个人，便安排奸细潜入京师，打探京中的消息虚实；

那些佣夫贩子，暗中接受准备倾覆大明社稷的起事团体的差遣，私下四处活动。

如此状况，即便民众觉察，为了不受刑狱牵连，也没有人会主动去向官家去举报揭发。

这种时局之下，即便是那些高门富户，想要安然度日、想要独善其身，都一刻也无法做到。他们惶惶惊惧、畏缩不安，无有宁日，更何况是普通人家呢！

那些狡黠奸诈之徒，乘着混乱，恣肆横行，四处请托。如果有人稍微违逆其意愿，他们就会飞书诬陷，捏造罪名，寻章摘句、断词取义、以片言只字进行陷害。其结果，常常会株连至十数人入罪下狱、甚至死于非命 。

其时，有姜埰之狱。

姜埰，字如农，莱阳（今属山东）人。明思宗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授职密云知县。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升迁为礼科给事中。其时，周延儒为相，有人假造二十四气之说，以指斥朝士二十四人。这一假说，直接被传达至崇祯皇帝跟前。在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他大约也厌恶朝士对朝政的论议，加之他本身多疑，此时，他正好下发了一份诏书，戒谕百官，而且对言路的斥责尤为严厉。姜埰不明其间的关节巧合，以为皇帝采纳了二十四气的假说，于是，在皇帝下诏之后，姜埰便立即上疏，对相关事体进行申论。为此，崇祯皇帝大为震怒，认为姜埰“敢诘问诏旨，藐玩特甚”，随即下令，将姜埰逮押至午门，施杖一百，械系于镇抚司大狱。

当日，又有熊开元之狱。

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今属湖北）人。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进士，除授崇明知县；明思宗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被朝廷征召，授职吏科给事中。后为行人司副时，因官卑而失望，前往拜见首辅周延儒，正好周延儒有事，不肯听其陈事。于是，他便开始告发周延儒的事情，结果，惹怒崇祯皇帝，被施以廷杖之后，下入大狱。

姜埰、熊开元下狱之后，朱由检亲自指示并下谕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要求暗中将他们杀害。

（朱由检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光明正大，却在暗中做这些猥琐卑劣、让人不齿的小动作，真是小气小人！仅以此小事看，其吊死煤山，或不足以副其罪恶啊！）

骆养性得到皇帝朱由检的谕旨后，泄漏了上意，并且上疏言道：

“姜埰、熊开元二位臣子，即使罪该至死，也应当将他们交付所在官司，令所司书写其罪，使天下人清楚知道其获罪之因由。皇上如果暗中派微臣将他们杀掉，那么，天下民众、后世之人会说皇上是怎样的人主啊？”

关于此事，正好很多大臣都为姜埰等人讲话求情，所以，姜埰等人没有被立即处决，而是被长期拘系。

就这一件事情而言，骆养性似乎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其他事情的处理时，骆养性肆虐也是非常多的。

锦衣卫的旧例，是有功行赏。这种有功行赏，只在缉拿图谋不轨者后才适用。

到了后来，有功行赏，大都是假冒、滥充，根本就没有规范标准。据说，他们所报的功绩，一百件中，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厂卫横肆，官民人等皆苦难重重！

对于官民困苦，无论如何上疏建言、无论如何请求申述，朝廷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对于厂卫上言请求，无论是多么的败坏法度、无论是多么地荒诞不经，皇帝都会立即采纳听从。

呜呼，

哀哉！

（本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