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鼓，是满族民间艺术的一种，它以演唱者所用的击节乐器八角鼓而得名。满族八旗官兵闲暇常常持鼓演唱，并将身边的风情逸事、日常生活融会进唱词，自编自唱。乾隆年间，演唱盛极一时，曾被称为太平歌，后不断吸收、丰富，成为都市一种时兴的艺术。

——题记

我家里，祖父母那一代，父亲那一代和我自己这一代大部分人，都是生在北京的，家族里的下一代也都是生在北京的，算得上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老北京”了。

《茶馆》这个戏，从几岁被大人带着，我也看了不下十遍，从电视，到舞台，再到光盘或者视频，多数是于是之、蓝天野、英若诚他们那批老先生演的。

我几乎可以背的出里面许多台词，对我来说，《茶馆》如同八角鼓唱出的太平歌词一样，充满着生活的智慧与民俗风情。

现在的人喜欢说“范儿”，或者时髦一点儿地说“style”，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茶馆》这出戏是最体现“北京范儿”的。所以，从这出戏里的人物也能看得出北京人的优点和缺点来。

头一个，就说说王掌柜王利发吧。

“王利发 -- 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做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这是第一幕开始之前，剧本对王利发的人物介绍。

两条：精明，有些自私；心眼不坏。

没错儿。在这个戏里，处处透着王掌柜的精明：

他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不管是第一幕中的宫里的庞太监，有维新救国思想的房东秦二爷，还是第二幕中试图俩人买一个媳妇儿的逃兵老陈老林，对救国失望的前议员崔久峰，还是第三幕中仗着国民党势力胡作非为的特务小刘麻子小唐铁嘴，他都应酬得不温不火。

他精明能干，在乱世里，敷衍着买卖人口的刘麻子，穿灰大褂儿的密探宋恩子吴祥子，对那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人，比如抽大烟的唐铁嘴则敬谢不敏；他总能应对着时局的变乱，“莫谈国事”总是他和茶客言行划清界限的红线，又把茶馆在“改良”中艰难地维持下去。

他的确是自私的。

比如他看见要饭的，决计是要驱逐的，即便是常四爷给穷人买了一碗面，他都要说，“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

当年刘麻子把乡下大姑娘康顺子卖给太监做老婆，当多年后，被赶出来的康顺子再次到茶馆请他帮忙找个事情做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帮忙“马上就找事，可不大容易”。

但是，我们对王掌柜的自私却恨不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普通草民在乱世中的自保。

一个农民卖儿卖女的世道，你能叫一个开茶馆为生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办？如果他给一个乞丐一碗面，就能让所有的乞丐都到他的茶馆来，他怎么维持生意？有那个财力和人力去做这种慈善吗？

在康顺子来到茶馆之前，王掌柜正和妻子以及自己多年的老伙计李三拌嘴，李三抱怨工作太多，要求他涨工钱，他的妻子也说应该多雇一个人，但是王掌柜不肯，理由是“咱们的买卖要是越作越好，我能不给你长工钱吗？”“添人得给工钱，咱们赚得出来吗？”他自己处境也是非常困难的。

正是这种完全出于自保的自私，让人欲恨不能，只不过，这种出于自保的自私也完全无助于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这种自私派生出了一种和气，一种顺从，一种谦卑，一种毫无尊严和轻浮的自我解脱。

王掌柜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有着一种茫然的和气，有一种不假思索的顺从。

第二幕开始，王掌柜把自己的大茶馆“改良”了：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面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公司的广告画。

他说话中也带上了“allright”这样的英文。

第三幕中他甚至想要添个女招待来迎合四十年代美军带来的时髦。

他不去思考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也不去思考自己对于这个越过越不舒服的世界能做什么。

就如同他和崔久峰关于救国的那一段谈话一样：

王利发　　崔先生，昨天秦二爷派人来请您，您怎么不去呢？您这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作过国会议员，可是住在我这里，天天念经；干吗不出去作点事呢？你这样的好人，应当出去作官！有您这样的清官，我们小民才能过太平日子！

崔久峰　　惭愧！惭愧！作过国会议员，那真是造孽呀！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王利发　　您看秦二爷，他又办工厂，又忙着开银号！

崔久峰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王利发　　您别这么说呀！难道咱们就一点盼望也没有了吗？

崔久峰　　难说！很难说！你看，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是谁叫他们打的？

王利发　　谁？哪个混蛋？

崔久峰　　洋人！

王利发　　洋人？我不能明白！

崔久峰　　慢慢地你就明白了。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作亡国奴！我干过革命，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王利发　　那么，您就不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作亡国奴？

崔久峰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王利发　　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

崔久峰　　死马当活马治？那是妄想！死马不能再活，活马可早晚得死！

他不能明白社会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哪些变化是把人们拖向深渊的，什么行为是没有真正效果的，他只是这么顺从着，希望自己在妥协和顺应中苟活。

正如他自己在戏最后所说的那样“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有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

面对伤害，王利发的本事就是服输，就是认怂，就是用各种自嘲来解脱自己的痛苦。

妻子要他添人手，他挣不出这一份开销，他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

密探宋恩子吴祥子警告他别忘了每个月给好处费，他无奈地说“我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二位这回事！”

就是对他看不起的唐铁嘴和刘麻子，他也没有勇气直接表达自己的蔑视，仍是冷嘲和委婉地拒绝。

唐铁嘴说要感谢这个年月让他衣食无忧了，王掌柜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刘麻子在茶馆买卖人口，王掌柜只是驱赶，说“咱们可把话说开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在这儿作你的生意，这儿现在改了良，文明了！”

王利发就是一种典型的“北京style”：几乎总是和气，表现得很谦卑，抱着良好的愿望；有限度的善良，不伤人的自私；害怕痛苦所以回避深刻，拿自己和别人逗着乐子来抚慰生活的辛酸；在烦恼悲哀甚至屈辱中忍耐着；害怕失去并不怎么好的生活，宁愿不去进取，不去抗争。

这些“范儿”几乎无法绝对地说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日子一定很平和；但是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面对不公、欺凌，也一定没有任何获得改变的希望。

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日子总是可以过下去的；但是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也永远都不会有主动改进的希望和生命力。

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人表面上总是过得去的，但是如果人人都像王掌柜，所有深沉深邃的思想也就不会产生了。

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今天的北京人，身上就没有王利发的影子了吗？

那些创新的开发区，多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吧？北京人只要能每月有收入，谁也不会主动去冒险革新；但，北京人用他的宽和给了那些创新者空间——北京人总是最先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不管是当年的“倒爷”“麦当劳”还是现在的电子手环创意市场798园区环保超市，北京人性格里有着一种轻易顺从时代改变的弹性。

那天听见一个挤公交的北京女孩儿说，“在北京二环里边住着，你要说你是中国人都得有回头率”——这话说的！这是对房价高企、多为持外国护照的人所拥有的不满吧？如此现实，没有几个北京人立志自己要如何改变，却也不会仇恨社会，立马儿拿话挤兑自己，不觉得如何伤自尊，在冷嘲热讽里一切皆一笑了之。

好不好呢？跟北京的所有文化与民俗一样难解难分吧。

只不过，《茶馆》里的王掌柜，无论长短，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