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烽火燃齐鲁（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侵占领平津之后，调集三十余万兵力，沿平绥（北京—包头）、平汉（今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铁路线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拿下冀、察、晋、绥（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鲁五省，以便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战至9月上旬，华北国民党军在津浦北段的战事不利：日军第十师团于11日攻占马厂，22日突破二十九军等部的防线，连续攻占姚官屯、沧县（州）和德州。

由于此时华北日军尚未完全部署完毕，兵力不足且在山西陷入苦战，再加上其时阴雨连绵，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南下的进攻速度。但侵华日军的军事攻势缓了下来，政治攻势却立刻活跃起来——根据史料记载，是年9月的一天，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秘密潜入济南，以日军不轰炸济南等条件利诱韩复榘，并许诺只要山东宣布中立、不与日军作战，侵华日军将不进攻山东。

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其所部与在北平与日军血战的二十九路军同出一门——均源自冯玉祥的西北军，一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目睹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韩复榘虽然有些踌躇但还不想投降——从后来给其夫人的信来看，他并不想留下“汉奸”的千古骂名。在共产党人张经武和张友渔以及余心清、刘熙众、王志远等爱国人士的劝导下，韩复榘没有接受土肥原的条件。

韩复榘（图片取自网络）

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共山东省委随即于9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指出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由党直接领抗日武装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在山东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起义部队可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并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及枪支弹药。

是年10月3日，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占领德州，随即于11月向平原、禹城和济阳逼近！此时前线告急，韩复榘亲率其精锐的手枪旅前去支援。但由于是仓促上阵，又被内奸出卖，韩复榘在济阳的一个小村庄里被来袭的日军包围，死伤惨重，几乎被俘。在后续部队接应下，韩复榘才乘坐着一辆三轮摩托，狼狈逃窜回济南。此后的韩复榘成了惊弓之鸟，当日军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时，韩复榘立即下令将济南北面的黄河大铁桥炸毁。

由于日军的到来，冀鲁边各县的国民政府大员们纷纷逃离，一时间各种游杂武装纷纷出现。在中共鲁北特委的组织与推动下，乐陵、无棣、宁津、庆云、盐山等县地方武装集结到盐山的旧县镇，组成上千人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由于其时中共尚未完全公开，加上该军成分复杂，真正被中共控制的武装只有三百来人。但这支武装与周围地主民团武装有极大的不同，它有鲜明的抗日救国纲领，比较严明的群众纪律，部队战士和干部都是过着极艰苦的生活，推选共产党人邢仁甫、范普泉分别为司令和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敢于同日伪军作战，并获得一些胜利，振奋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积极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第六行政区（聊城）的专员范筑先——经我党派去的张维翰及赵伊坪做工作，明确表示拥护中共的主张并欢迎派干部予以协助。随后，省委派出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任仲夷、成润、牛连文等中共党员，前往范部工作。在我党推动下，范筑先于11月19日向全国发出铿锵有力的通电：“既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致，版图易色。……。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记，鞠躬尽瘁，亦所不辞。……。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经范将军登高一呼，他的抗日游击司令部收编了众多游杂武装，最多时编成三十多个支队共六万余人。

范筑先视察抗日武装（图片取自网络）

12月13日，侵华日军开始由齐河与济阳以东，准备分两路渡过黄河。此时韩复榘的抵抗意志已十分薄弱，提前做好了南撤的各项准备。恰在此时，蒋介石又将原配属给他的重炮旅调走，使其更有了南逃的借口。12月22日夜，当日军从清河镇以南开始抢渡黄河时，韩部仅象征性的抵抗一下随即向南狂奔。27日，日军进占济南，随即又于31日进占泰安；另一路占据周村（属淄博）后，然后沿胶济线向推进。随即国民党军驻防胶济铁路东段的第五十一军仓皇向徐州方向撤离，青岛的沈鸿烈也于29日率领其海军陆战队及青岛政府机关等撤向临沂一带。时至来年1月，青岛、烟台及整个胶东地区全部落入敌手。

随着日军开始向山东腹地发起进攻后，中共山东省委立即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2月24日，胶东特委以昆仑山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领导发动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之后，队伍很快得到发展，共编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六个大队，以理琪为司令员，林一山为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省委委派姚仲明、廖容标与进步人士马耀南等，在长山、桓台、临淄交界处的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廖容标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任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参谋长。翌年1月8日，起义部队夜袭长山县城，消灭敌“维持会”武装三十余人。19日在小清河击沉日寇汽艇一艘，击毙包括将、佐级军官各一人在内的十二人。2月，又在周村西部的三官庙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日伪军近百人。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热情，队伍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由马耀南出任司令员。

12月29日，中共鲁东工委及寿光县委的张文通及马保三带领部分党员群众，在寿光县的牛头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队伍被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下辖第一、三、五、七中队及特务中队和骑兵分队，共七百余人。由马保三任总指挥，韩明柱为副总指挥。同日，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等在魏县北部，也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被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冯国祥任司令员，鹿省三任政治委员。两支部队共同在鲁东地区打击日伪军，很快发展到约两千人。之后，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由马保三、韩明柱分任正副司令员，鹿省三任政委。

1937年11月，张北华、远静沧等受省委派遣，到泰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取得的一批民间枪支，组织了一支群众自卫武装。泰安沦陷的第二天，在夏张镇与肥城进步人士葛阳斋组织的武装汇集在一起，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共二百余人编为三个队，由张北华任主席，葛阳斋任副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之后连续对日伪军及伪政权发起攻击，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很快发展到下辖十七个队三千余人，后该部被编为巴伦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只可惜在4月的一次作战中，远静沧英勇牺牲！

1938年元旦，黎玉、林浩在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协助下，在徂徕山大寺组织领导了抗日武装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由洪涛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马馥塘任经理部主任。起初部队仅辖两个中队、五十余枝枪、一百来人，随着莱芜、新泰、泗水等地的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前来会合，队伍迅速发展到七百多人。随即在寺岭村及四槐树、谷里两次伏击日军，炸毁敌寇汽车两部，毙伤敌一部。此后第四支队声名大振，又将莒县、兰陵县抗日武装编入。

此后，鲁南的沛县、藤县、峄县及胶东掖县和益都、临朐等地的党组织，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分别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纵队”、“胶东游击第三支队”及“八路军鲁东第十支队”等抗日武装。其中“胶东游击第三支队”发展最快，不到两个月即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成为其时中共在胶东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

图片取自网络

中共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成立伊始，随即展开游击战——专门袭击小股日军及其辎重队。尤其在是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时，各地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中国军队进行破袭战——如泰西起义部队破坏泰安以北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与公路，颠覆敌寇弹药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二十余人，造成津浦铁路十余天无法通车；冀鲁边抗日部队破坏一段津浦铁路，并攻克庆云、乐陵两座县城；清河起义部队破坏胶济铁路西段一处道轨。尽管这些战斗规模不大，歼敌数量也不多，但却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大地威名远扬！不仅开辟了山东抗日的大好局面，也为之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八路军部队的进入，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尽管这一系列起义都取得了成功，但黎玉等却没有丝毫懈怠或自满——其时山东的党员还只有两千多，如何来领导这些起义队伍，对中共山东省委来说是个挠头的问题。虽然黎玉等也按照红军的规矩，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但这毕竟是个陌生工作。再加上由于党员有限，队伍的成分复杂，国民党势力也在争取和分化这些队伍。因此如何把这些队伍建设成党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抗日队伍，就成为山东省委的首要任务！1938年1月，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将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为中心工作，重点放在鲁中地区，顺势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努力向东发展。

山东沦陷初期，由于侵华日军忙于南下作战，只是通过设点来维持南下交通线，日伪政权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建立。而国民党原有的县乡一级政权，由于跟随韩复榘亡命逃窜，基本已不复存在。因而整个山东、尤其是鲁南地区，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日、国、共三方势力，都想尽快地占据这个真空地带。可就在这三方的势力进驻之前，山东就涌现出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其中既有民团势力，也有土匪武装，还有各种会道门的武装。中共山东省委就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雏形。

1938年初韩复榘被国民政府枪毙后，蒋介石决定重新设立山东省政府——随即任命原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于学忠只愿接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不愿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因此向蒋介石举荐同样出自原东北军的沈鸿烈。沈鸿烈出自东北军且有留日的背景，此前在青岛主政六年，熟悉山东的政、军、民情。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于1938年1月23日，匆忙任命沈鸿烈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兼任山东省府主席。

沈鸿烈刚接任之时，可谓窘迫至极：济南、青岛等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早已沦陷，韩复榘留下的所谓省政府残缺不全——百分之九十五的县级政府不复存在，散落在山东的国民党武装虽有几十支却都自立为王不听其指挥，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壮大到两三万人。所以沈鸿烈上任伊始，立刻凭借其所谓合法政府的名义采取“防共、溶共和反共”方针，通过向各区委派专员、县长等手段，企图限制和破坏共产党和亲共的抗日力量。

实事求是地说，沈鸿烈从政多年，是很有些统治经验的，非常明白军队对政权的重要性。上任后利用职务之便，以整军为名将周围散落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整编，企图置于他的统一指挥之下。其时受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各种大小股武装，达十五万人之多。这些“草头王”虽然并不完全听从沈鸿烈的指挥，但在反共等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依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沈鸿烈开始大肆打击和排挤中共及亲共的武装力量，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初时出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良好愿望，加上尚未完全看清沈鸿烈的险恶用心，中共山东省委对沈鸿烈采取了一定的忍让态度——例如有些已经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接受沈鸿烈的命令后又予以撤销。没想到中共的忍让态度却适得其反，沈鸿烈反而利用各种阴谋手段，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沈鸿烈的如意算盘是自己躲在背后，将共产党、八路军推向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直接面对日军的进攻。

中共山东省委很快就发觉沈鸿烈的这一系列做法的真正用意，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箭双雕的伎俩——让中共的抗日力量在前面与日军争斗，他躲在后面抢夺中共已建立的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如此一来，中共山东省委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利用各种手段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中共在山东的实力毕竟还很弱小，所建立起来的武装分散在各地，且大小不一、缺乏相互间的联络与配合。在周围其他势力、尤其是反共势力的压迫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十分困难。

当时，中共在山东掌握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可不但在数量上远不及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而且这些刚起义的部队成分复杂——人员多为起义的农民、原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以及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正如黎玉所言：“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浓厚；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注1）这些不利情况使山东省委深切感受到，亟需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作为敌后发展的主力和骨干力量，方能促使中共在山东抗战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2月，山东省委在新泰的的刘杜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部署，确定将四支队分编为两个大队分头向南北发展。此外，为了解决上述那些深层次问题，决定黎玉赴延安，当面向中央汇报山东的工作情况及面临的困难。临行前，省委一致决定由林浩代理省委书记，并兼任第四支队政委。随后赵杰、景晓村等率领第二大队南下至费县的万寿宫附近，黎玉在冯平、郅润清、高其贵等同志陪同下，经抱犊崮进抵徐州。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的护照，乘坐西行的军用列车前往延安。

根据黎玉回忆，一路颠簸，4月初方经西安到达延安。向刘少奇和张闻天汇报后，又去见了毛泽东。黎玉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发展状况后，再次提出给山东选派干部的请求。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山东的工作，指出了山东敌后抗战发展的方向及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后，答应先派郭洪涛等带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随后，又要我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罗炳辉同志到山东工作，……”（注2）

可惜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考虑，罗炳辉却不愿意到山东工作——“所以党中央又决定改派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洲、吴仲廉等同志以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共近200人支援山东。8月间，我和张经武同志、江华同志带领这批干部返回山东敌后。”（注3）“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山东抗日游击队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注4）

在黎玉返回山东之前，中共中央根据山东省委的要求，决定派郭洪涛率领经过抗大学习培训的五十名干部——其中军事干部有杨国夫、高锦纯、钱钧、何光宇、王彬、周赤萍陈宏、吴瑞林等，地方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子文、潘维周苏杰、刘建忠等，并专门配发了两部无线电台和报务人员，以解决之前山东省委与中央的通讯联络问题。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赴山东的全体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的这段指示，显然针对的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大概是由于山东省委归华北局领导，郭洪涛与霍士廉又一起去见了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同志，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特委离河南省太远，我去后，即归山东省委领导。”（注5）

1938年4月的一天，郭洪涛一行乘坐三辆卡车离开延安，踏上奔赴山东抗日前线的旅程。途径洛川休息一夜后，与第二天抵达西安后，下榻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换上八路军服装，领了八路军护照，乘火车抵达河南省的浏河车站，徒步行进到山东曹县——恰好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司令部也转移到这里。当时还是国共合作蜜月期，李、白二人邀请郭洪涛一行以八路军名义，出席他们的祝捷大会。郭洪涛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表简短讲话。

注释：

注1：见《黎玉传记》之“四、驰骋抗日沙场（上）”。

注2、3、4：见《黎玉回忆录》，第150页。

注5：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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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2-11-1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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