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个平台，我丢掉了七八年。重新捡起来，已是2025.

看到还存在草稿箱里青涩而单纯的文笔，时间还停留再2018年，悲喜交加。

悲的是一路闭眼闷头前进，竟然已经过去那么久，岁月是把杀猪刀

喜的是自己的成长和成就，一觉醒来，竟然已杀出这条路。

回来的的目的，是想要做有关建筑教育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因为我想要变革中国的建筑教育。

建筑教育学（Architectural Pedagogy），两个古老而神圣的词，组合起来，就变得深邃而严肃，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它不仅仅是“教育”与“建筑”两者的叠加，而是一种独特的传承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大班授课模式，它更接近于学徒制。

在这种体系下，建筑学的学习方式与传统课堂教育截然不同。它并不只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一场关于空间、结构、美学和社会性的思辨。导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方向的引导者，而学生也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更是思想的参与者。这种教学方式，像极了古代工匠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建筑师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建筑教育中，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不仅仅在教授技能，更是在塑造学生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们未来的建筑观、世界观、甚至价值观。每个学生的发展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导师，正是这条路上最重要的指引者。

为什么要写这个话题？

这个问题，无法用一句话回答。甚至，它不是一个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的目标，而是在日积月累的经历、学习、观察、思考之后，逐渐沉淀下来的信念。教育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体系，不是一种方法论，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归纳出的“最佳模式”。它更像是一种流动的东西，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变，因时代而发展。我无法坐在书桌前冥想出一个完美的教育模式，我只能走进不同的课堂，进入不同的教育环境，去观察、去记录、去体验，让这些真实的经历成为我寻找答案的线索。

这里，便是我探索这个问题的记录。

如果要说为什么我想要去改变建筑教育，或者说为什么教育对我来说如此重要，那要从我的成长经历讲起。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体系，它不是简单的规则、制度或标准化的课程安排，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组成的。回顾我的求学之路，每一位真正影响过我的老师，都像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在我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予我指引。他们的存在，让我得以不断向前，让我始终保持思考，让我一次次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那个“指路明灯”般的人物，他们不仅仅教会我知识，更让我感受到教育的温度和真正的意义。

但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幸运是极其罕见的。

当我回顾身边的朋友，甚至整个教育体系时，我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面——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的成长路径被社会结构塑造，被标准化教育制约，被就业市场驱动。他们从小被置于一条看似安全、稳定，却缺乏个性和思考空间的流水线，最终被磨平棱角，塑造成社会需要的某种“标准化产品”，成为经济运转体系中的螺丝钉。

这种塑造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社会需要秩序，需要高效，需要人们遵守既定规则，否则整个系统将失去稳定性。然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是否也牺牲了太多？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为什么有些人能被点燃，而大多数人却只能被训练成机器？

一

本科开始时，建筑学还是一个被业内人尊敬的学科，我对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我觉得它很美，很理性，而且它赋予了我一种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建筑不仅仅是盖房子，它关乎空间、秩序、哲学、艺术、科技……在某种程度上，我沉醉于这种理性的浪漫之中，也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在求学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导师。其中，最早启发我思考教育问题的，是我的本科老师——Zhang。

许多同学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严厉、苛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他的教学方式也常常引发争议。然而，当我开始思考建筑教育学对我的影响时，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人就是他。对我来说，称他为“教育者”也不赖，他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守住教育的良知。

在当今的教育环境里，教师的生存并不容易。内卷、竞争、压力，甚至一些无形的潜规则，让许多老师不得不妥协——他们要迎合家长，满足学校的KPI，在各种条条框框中艰难生存。高校的生态也并不完美，行政体系、学术项目、学生管理、论文考核，这些原本应当推动学术发展的机制，有时却在现实中变得繁琐甚至腐朽。在充满灰色地带的学术环境里，许多教师不得不做出违背初衷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热爱教育，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我理解这种困境，但我始终相信，真正的教育者，心中一定有一块不可动摇的净土。那片净土，是他们对学生的责任，是他们对知识的尊重，是他们不愿放弃的理想。

Zhang 让我看到，教育的意义远不止是制度、规则和标准化流程。它是人与人的连接，是信念的传递，是知识在个体之间交织成的骨架与网络。

二

在本科时，我便怀揣着出国的梦想，虽然当时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国，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渴望，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辅导我作品集的老师——Han。

Han 是个极具激情的人，长期的工作实践让他成为了一个设计狂魔，他的教学方式充满冲击力。他擅长“激发式”点拨，快速设计、细节把控、规范要求、严格的时间管理，他能在短时间内用大量的实践和高效的工作逻辑，迅速把学生拉升到一个成熟的高度。他会手把手地教，抛出一个个案例，让你模仿、推敲、分析、二次创作，在不断的练习中建立起自己的审美与判断。

那段时间，我的世界充满了纯粹的激情，探索的欲望被彻底点燃。

我沉浸在对设计的狂热之中，痴迷于前沿技术工具，痴迷于精确的表达和高效的执行。在Han的指导下，我体验了一种极致的成果导向式魔鬼训练——它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好的设计，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高质量的作品，如何让一个想法具备逻辑性和表达力，如何兼顾美学与功能，如何把单调的理论知识迅速转化为实践成果。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教育方式虽然高效和激情，却仍然缺乏一种我真正渴望的东西——探索与对话。

Han 的教学方式，强调的是效率和实用性，是一种典型的效能主义教育（utilitarian education）。在这样的模式下，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最终的结果可衡量——你能做出更好的作品，你的设计语言变得更成熟，你的作品集能打动考官，进而拿到更好的offer。

但教育，真的只是一个帮助你达成目标的工具吗？

如果教育只是让你更高效、更符合市场需求，那它是否失去了某种更深层的意义？教育，难道不应该是让人学会思考、学会提问，而不仅仅是学会执行吗？

三

出国后，我看到了另一种教育模式

当我进入国外的建筑学府学习，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教育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在UCL时，我所在的研究小组（Research cluster）只有10个人，由两位导师共同带领——一位负责论文指导，另一位教授设计课。而我的设计导师，是一个“信念驱动型”的教育者。

他的理想，是要向世界推广他的美学体系。

他的设计，一直十分小众，但其逻辑与技术都极为前沿。

他不仅在作品中追寻哲学的深度，还利用先进的计算工具来推演他的建筑哲学。

他的教学方式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建筑、社会和哲学之间可以共生。

他不仅仅是在教我们如何做设计，更是在向我们展示，建筑如何与更广阔的世界产生联系，如何在技术与思辨之间寻找平衡。

与此同时，在UCL的这一年，我接触到了大量跨学科的设计活动，让我意识到，建筑教育不应该是封闭的，不该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陶醉，而应该主动向外求，向不同的领域借鉴、学习。

建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塑造，它更是一门与科技、哲学、社会、历史深度交织的学科。

建筑不仅仅是向后看、研究历史，更要向前看、拥抱未来。

四

如果说UCL 的导师是信仰驱动的，那么到了AA我所在的专业则完全是技能至上的教育体系。

AA 我们studio 的教学方式，极度强调技术能力，它推崇的是极端的实践导向。这里没有太多“建筑哲学”的讨论，也没有社会性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把设计做到极致，如何用最先进的工具实现最复杂的结构，如何让你的想法快速落地。

它只关注一件事：让你成为一个极致高效的技能大师。在这样的体系里，我变得极度高效，也变得极度纯粹。我的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技能训练之中，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更宏大的问题。

我学会了如何用最先进的工具，计算最精准的建筑结构。学会了掌握最符合市场要求的技术，让自己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建筑的本质，只专注于执行、优化、再执行。

AA 的好处在于，它规模不大，你可以在这里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高级的技能训练，并且站在行业技术的前沿。这让我具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能力：我可以回顾整个建筑行业的技能体系，并清楚地看到它的各个分支与前沿动态。

但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技术是否真的等于建筑？技能是否真的等于思考？

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让你变得“更能干”，而不是让你“更会思考”，那么它是否已经丧失了一部分意义？

五

直到我进入剑桥，这个问题才真正变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

首先，剑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规模远超AA和UCL——大到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地步。它的体系、传统、学术氛围，都完全不同于我之前的任何求学经历。

剑桥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就是它的学院制度（College）。这与传统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学院不仅是学习的场所，更是生活的中心。在这里，学院与专业是分开的，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学院，而同一个学院里又汇聚着来自各个学科的学生。你的吃住、社交、日常活动，甚至学术讨论，都围绕着学院展开。在这里，你可以随时与哲学、数学、经济学、法律、医学等领域的人交流，一起生活、运动、社交。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曾经长期被困在建筑学的圈子里，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建筑专业的同行，我们讨论建筑、研究建筑、思考建筑，很难接触到其他领域的思维方式。但剑桥的学院制度强迫我打破这种封闭的环境，让我不得不去接触不同学科的人，与他们交流思想，体验他们的世界观，学会包容人的多样性，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里我看到了，教育不只是让你精通某个领域，而是让你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建立联系。

剑桥的另一种独特教学方式是导师制（Supervisor）。

除了大课之外，学生可以主动约导师、博士生，甚至助教进行一对一或小组式的讨论辅导。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这种古代西方国家的对话式的教学传统被剑桥很好地保存下来，就像柏拉图，苏格拉底——很多伟大思想的诞生，都是在闲聊中探讨而逐渐成型的

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师生之间的共同探讨。

不是接受标准答案，而是在思辨和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

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让学生被动接受标准答案，而是在思辨和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

教育的现实困境：公平性与个性化的两难

但每个教育家，思想家，都无比清楚，理想的教育就是对话式，因材施教的。

理想老师的角色，就不是一个传授知识的长者，而应该是一个对话者，是和学生共同探讨世界、互相激发灵感的同行者。

乌托邦式的个性化教学固然美好，但它并不现实。

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在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下，想要实现完全个性化的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人口基数太大，教育资源有限，基础教育能做到普及，让大班授课覆盖全国，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种理想化的教学方式，很难在大规模教育体系中实现。

当教育资源有限而被市场异化掉后，我观察到很多教学体系，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单向的信息传输——老师站在高处，学生在低处，导师将自己的理念灌输给学生，而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教育关系，很容易变成一种权威崇拜，甚至带有某种宗教性的色彩。一些导师，会不断地展示自己的成就，希望学生崇拜他们、模仿他们。他们所做的，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传播自己的教义”——就像某种设计宗教，学生们成为了信徒，而导师则是布道者。我看到了太多很有天赋的学生，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浑浑噩噩，浪费掉了无数青春。一个孩子未来是否能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那么在公平性和个性化之间，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依然让教育变得更具启发性？

我逐渐看到世界教育模式的参差，我也重新将目光投向教育本身。我开始观察身边的老师、同学，思考不同的教育体系，试图寻找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那么，理想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否只是一个帮助我们适应社会的工具？

还是它应该成为一种让人真正具备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并且能够塑造自己人生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模式，让教育不仅仅是“生产合格个体”，而是真正点燃每个人的潜能？

这个问题，逐渐成为了我下一个阶段的人生目标。

我不知道教育的理想国在哪里，但我知道，我希望去寻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