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婶是我小时候家里的保姆，胖胖的身材圆胖脸，个子不高，当然在小孩子的眼里大人都是很高的，身高我只是看照片里猜测的。奶婶是我爸爸对她的称呼，我们就跟着爸爸一样叫她奶婶了。
奶婶是我六叔叔的奶妈，六叔叔是1929年2月出生的，那时候奶婶就到我们家了。奶婶叫我爸爸大弟弟，爸爸排行老四却是家里的长子。听爸爸说奶婶家住在上海浦东乡下，奶婶家里都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叫红莲，红莲上学时妈妈还一直给她寄一些学费。
我爸爸和妈妈结婚以后，奶婶就从上海到沈阳帮助我们。我们兄妹四个先后在沈阳出生，可以想象照顾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家里的长孙，奶婶带着我回上海看奶奶，到青岛去看大姑妈，去了很多地方。到了小妹妹和小弟弟他们出生以后，国家就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妈妈病倒了。妈妈怀着弟弟妹妹这对双胞胎的时候，还要带队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有钱也买不到吃的，缺吃少喝的营养不良，后来就得了肝炎。
一九六零年父母亲调到新乡参加一三四厂的建设，奶婶跟着我们家来到了新乡。那个年代大家都在饿肚子，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爸爸妈妈在工厂里吃大食堂，人都得了浮肿病。妈妈曾经说过，一次下班回家，看到我高兴得在叫妈妈吃好东西，结果一看只是一碗有几片白菜的汤，妈妈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幸运的是，新乡的自由市场开放的比较早，尽管东西很贵，但是已经可以买到一些能吃的东西，爸爸说;奶婶只要看到能吃的东西，不管贵贱掏钱就买，红萝卜一买就是一口袋，一次奶婶几乎用了爸爸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条大鱼。奶婶还对爸爸说：“大弟弟，钞票没有人重要。”爸爸妈妈的工资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若论家庭收入，全厂几千人里也没有人会比我们家更多了，可是奶婶持家月月都不够用。
爸爸说：奶婶为家里吃饭买东西花钱从不手软，可是在家不肯多吃一点东西，经常饿的头昏眼花的。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也是用自己的钱到街上买一块柿饼充饥。那时候邻居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是到外面捡菜叶子挖野菜找东西吃，我也五岁多了，奶婶看得我很紧，不让我出门，每天我都搬个板凳在楼梯口的玻璃窗前往外看，楼的外面就是农村的土坯房，那一年一直下大雨，我看着外面农民的房子泡在水里一座座的倒塌下来，没有了房子的灾民就涌进了我们住的楼房，走廊里住满了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新乡以后就开始生黄水疮，奇痒无比，一抓就破，结了痂一挠又揭掉了，奶婶不让我挠可也管不住，就只能每天给我身上涂紫药水，就这样破了长，长了破，满身都是紫药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好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和大腿上还有若隐若现的疤痕。妈妈的肝炎越来越重，小妹妹出生下来就瘦弱，现在就更瘦了，也没有办法。后来妈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上海看病，奶婶就让妈妈把小妹妹送到浦东乡下的家里养一段，妈妈说几个月下来妹妹竟也养的白白胖胖的。
有一天，奶婶早晨起来做饭，就晕倒在了厨房里，我的记忆里还有那天混乱的场面，不知道奶婶生了什么病，我猜可能是营养不良低血糖之类的毛病吧。再后来，奶婶说她要走了，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到四川工作，结婚成家生孩子需要她去照顾。记得奶婶走的那天，坐在三轮车上搂着我，我拿着奶婶给我的一个梨抽抽嗒嗒的在哭，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奶婶。
听妈妈说奶婶在四川和女儿住在一起，奶婶还给我们寄来过照片，后来我家又先后请过三个保姆，记忆都很模糊，到了文革开始，红卫兵说我家的保姆是地主婆就被赶走了，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保姆了。一九八一年妈妈离休以后，和爸爸回上海时到过奶婶在浦东乡下的家里看望她，奶婶已经年龄大了不过身体还可以。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世了，奶婶早也不在世了，不过我还是时常会想起奶婶，她拉着我的手叫我囡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