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苏格拉底和东方的儒家强调知识，相信知识自身具有伦理性的功能。犯罪是因为对真正的知识的无知——他们都相信知识具有救赎的价值——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美德，而且只有哲学家才应该统治。
因此在苏格拉底而言，知识是先知、祭司；知识在柏拉图那里不只是标杆，更丰富地成为君王的代表，甚至带有君王的权柄。当中国先哲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礼记·大学》），同样是赋予知识以道德、伦理和权柄。
无论是苏、柏还是儒，都没有用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些词来把知识拟人化，但其实他们已经将知识当成弥赛亚。换言之，拥有知识的人哪怕不会是弥赛亚，也已经临获救恩。那么为了救恩和生命的意义，走在知识的追求和学习之路上就是走在真理、生命的道路上。
在他们而言，知识和教育都是救赎性的，教育不仅被视为成圣的过程，受教育本身就是称义的门槛，而且成圣的目的是称义。所以凡是不在成圣的人，都被视为不可能已经称义的人，这种道德主义的思想，在基督徒的口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我们承认：知识不仅具有伦理性的功能，而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乎伦理性的。如果对知识的认识无法产生对伦理的思考，那么就是一位朋友常说的“理论杀100分”，实际生活一无是处。然而基督徒应该走得更远——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乎敬拜性的，宗教性的。
对认知的知识了解和理解越多，所带来的敬拜也要越发深刻和认真。当纵览哲学家们的思想时，我开始纳闷，为什么他们不肯从圣经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为什么他们那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那些不关乎敬拜的知识之所以可以那么吸引人，是因为被吸引的人可以按着非启示的道路快马加鞭地离开上帝。这正是人们从启示之外越爱智慧，却离智慧的主越远；在启示之内越认识启示，离启示的主越近，
然而，虽然我们承认知识具有伦理性，但我不相信的是，知识“本身”具有伦理性和救赎性的功能。无论是对普遍启示的知识，还是对特殊启示的回应，甚至对上帝本身的敬拜，其“本身”都没有具备伦理性的魔力和救赎性的恩典。
在上帝的启示之外，把那种对普遍启示的“有罪”认识当做救恩，这是未重生之罪人的错误。在上帝的启示之内，把那种对特殊启示的恩典下的认识“本身”当做救恩，这是重生之罪人的错误。用简单的话说：前者把教育当做弥赛亚，后者把教义当做弥赛亚。
究竟是弥赛亚救赎了知识，还是知识成为了弥赛亚，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哲学家无一例外地选错了路，犹太教徒也走错了路，基督徒们正在不断从错路上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