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生兄走了，让我感到惋惜的是，虽然相识，但尚未彼此混熟。我在企业谋生，他在县城做事，在一些文学活动中，我们有了几次接触，总想时间还多着呢，孰料他竟匆匆离开了。
不少文友写了诗文，悼念这位作家朋友。在小沛，沛生不仅是一位官员，还是一位作家，一个好人，这几个身份都给了他，他便赢得了大家的口碑。六十岁不算老，刚从职务上退下来，从此不理政务，终于迎来当写之年，可以撸起袖子干了，可惜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最让朋友们扼腕叹息。可以推想，如果再给沛生兄一些时日的话，他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沛县日报几乎用一个整版刊发了杨林静的长篇散文《上帝又带走了一个好人》，读了让我落泪。沛县报社是周先生曾经工作的地方，正因为他帮助过许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人走上了创作之路，因此才有那么多人念着他的好。那些诗文再动情，他都看不到了。在和农民作家谭大海闲聊时，他提到周沛生当年在鹿楼当书记时给予他的帮助，点点滴滴，大海都记得非常清楚。每次他来县城，只要沛生知道，总是留他吃饭，开口必称兄长，一点架子都没有。
去年和沛生兄去徐州参加市作协会议，那次，我们一起当选市作协理事。当晚回到沛县分手，世事难料，没想到成了诀别。一个多月前，传恩兄在电话里告诉我，沛生兄在徐州住院，情况不太好，他说等他从市里回来再去看他，没想到，他走得这样匆忙。事后我才知道，在周兄弥留之际，县城的朋友赶到医院看他，而我却不得而知。直到传来他去世的噩耗。再见他时，便是在追悼会上。我不忍看躺在那里已经被疾病折磨得面目全非的他，而是多看了几眼墙上那幅他生前留下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微笑，呈现出苏北汉子特有的豁达朴实的形象。恍惚中，好像昨天还在一起打牌呢，他眯缝着眼睛，咧着嘴巴，一边打牌一边说笑，从今往后，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沛生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仍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询问此事，可见大家对他的关心。开追悼会那天，我到的比较晚，来参加的人很多，我站在了告别厅的门外。有许多熟悉的面孔，还有几位徐州来的朋友。这让我想起离世多年的另一位沛县的作家朋友，青年作家王成富。和他在雨花小说研讨班相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5岁。那时，他有幸进了南大作家班，创作呈现良好势头，可惜，读书期间查出癌症，后来回家保守治疗。病重期间，我和县里几位朋友一起去湖西农场看他。当时，一些报纸曾发起捐款活动，并有《挽留住青年诗人生命之舟》等文章见诸报端。他病逝后，我和徐州两位作家朋友去看望他的一双儿女，送去了学习用品。2015年底，徐州作家杨刚良来沛县挂职下乡，我随他一起去了湖西农场，专程去看了一下王成富墓，南大作家班同学写下的碑文依稀可辨，坟茔有些裂纹，边上的青松却是翠绿的颜色。送葬那天回来，当晚，我写下了《我们送你上路》一文，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小说家。《雨花》发了他的小说《比岁月更漫长》，毕飞宇给予很高评价，让人痛心的是命运没能给他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一位作家的去世，能牵动多少人的心，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当下？《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报纸，几年前开始刊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去世的讣告，虽然短短几行文字，但这个规定显示了对用家的尊重。我曾看过一幅托尔斯泰去世时民众自发涌上街头为他送行的照片，那场面令我感动，是因为作家在那个国度被视为英雄。无独有偶，也曾听到一则故事，一位俄罗斯老妇人家里存放着一个普希金铜像，有人出高价收买，但那位老妇人不肯卖掉。在一位普通俄罗斯百姓眼里，普希金是心目中的偶像。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什么样的人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考量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尺码。沛县自古有崇文风气，至今不衰，为王成富修坟立碑，为周沛生长歌当哭，这些纪念活动不能成为媒体热点，但在汉文化发源地的沛县，这大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文化人的尊重姿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着实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