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乙卯，魏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阖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罢门、房之诛。
北魏的制度确实更人道，也更先进，出现后来“十恶不赦”的雏形，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件重大创举，比以往不分男女老幼的族诛宽松了不少，也减少了随意扩大惩罚范围的弊端。
2、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诸曹疑事，旧多奏决，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上皇命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不得为疑奏；合则制可，违则弹诘，尽用墨诏，由是事皆精审。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群臣颇以为言，上皇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长奸，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
3、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击破之。尚书秦：“敦煌僻远，介居西、北强寇之间，恐不能自固，请内徙就凉州。”群臣集议，皆以为然。给事中昌黎韩秀，独以为：“敦煌之置，为日已久。虽逼强寇，人习战斗，纵有草窃，不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阂西、北二虏，使不得相通。今徙就凉州，不唯有蹙国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余里，防逻甚难，二虏必有交通窥之志；若骚动凉州，则关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迁，招引外寇，为国深患，不可不虑也。”乃止。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要冲，掌握住敦煌，就可以隔绝北方、西方的草原势力与西南方的高原势力联合，确实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
4、沈攸之闻敬儿上，恐其见袭，阴为之备。敬兒既至，奉事攸之，亲敬甚至，动辄咨禀，信馈不绝。攸之以为诚然，酬报款厚。累书欲因游猎会境上，敬兒报以为：“心期有在，影迹不宜过敦。”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与攸之书，问：“张雍州迁代之日，将欲谁拟？”攸之即以示敬兒，欲以间之。
若干年前，陆逊、吕蒙就是这样从关羽手中夺取荆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