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不够厉害的个人，对历史很难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很难看见个人的影响。而足够厉害的人，通常都是引领一群人做事，进而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近代历史中的“浙商”，就是若干个厉害的个人，逐步汇成的一个影响力不能忽视的群体。
用“现代化”的视角看，商人显然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最积极的因素。他们投资工业，发展金融，投资现代交通和邮电，参与政治改革和社会管理，举办现代教育和慈善，可以说深度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尹铁的《浙商与近代浙江社会转型》，以结构化的方式，梳理和呈现了浙商这个群众对浙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程，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努力，对后人从宏观上理解浙商、理解近代浙江社会转型，有很好的助益。
如果从整个长三角历史来理解，浙商的影响覆盖整个长三角甚至更大的范围，尤其对上海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
如果从湖州视角看，尹书中提到的几处史料，倒是值得重视：
01 浙商积极参与现代化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中，显示出浙商群体非常突出的特征，而且湖商在其中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就铁路建设而言，1907年浙商在与英国的抗争中收回自主修建沪杭甬铁路的权利，以刘锦藻为代表的湖商出钱出力甚巨，所以该铁路原计划经过湖州，但最后是什么原因没有落地，尹书没有交待。
02 浙商积极参与铁路建设，同时也投资现代水运，但相比较而言，作为主要航道的大运河，其通航能力处于下降趋势，而杭嘉湖较发展内河水系，则更适当小宗货物的短途运输。
03 浙商在发展工商业过程中，很早就开始投资现代金融业，显示出参与国际竞争的视野。从湖州视角看，有一条值得注意史料：
浙江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大通商业储蓄银行，于1909年在海宁硖石开业，创办者为湖州绅商杨鼎恩等。
湖州人创办的现代商业储蓄银行，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杭州，更不是在湖州，这其中自然有故事。而且，大通银行在数年后破产。其间的故事，值得进一步了解。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中不同的群体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群体中的个人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换个角度来看，个人如不能适当大的趋势，便很能影响群体，群体若不能深度参与社会，也很难真正影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