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年近八十，他像老家那幢挂满蛛网的老屋一样，垂垂老矣。
父亲生在农村，那是一个离城有近两小时车程的小山村。那时没有车，进城全靠步行，步行去县城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那里山是童山，水是恶水。山上是名实相符的“砍尽一山柴，烧壶水不开。”水呢，更让人烦恼，往往无雨三日旱，有雨三日涝。村民只能望天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在这种环境里，想要活得滋润点，没有战天斗地的决心是做不到的。
父亲的父亲是农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还是农民。代代相传的不仅有清贫，还有那种不屈的斗志。继承了这种独特基因的父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当地的名人。他把这种斗志转化成了电焊技术。学电焊时，他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拿起焊枪就忘记了吃饭睡觉。技术很快就赶上了师傅，又很快成了县里电焊行业的知名人士。他焊接的钢管既平整又牢固，他做的藕煤机既美观又耐用。1968年，因为他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不仅招了工，成了工人，还光荣地入了党。从此，他随身的工具背包里，就有了一个小小的红本本——党章。我小的时候不懂常问，这个本本做什么用的，他总会郑重回答我，教我怎样做人做事的。
因为父亲出色的表现，三十多岁他就当上了乡农机厂厂长。在乡下，从农民到工人是一次鲤鱼跳龙门式的飞跃，一厂之长更是让人羡慕的身份。但这个厂长，父亲干得很辛苦。他不像前任厂长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心情不好就教训下工人。他从来不坐办公室，事事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厂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天天和工人们一起待在车间里劳动。那时，我有一段时间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工作时，常忘记我的存在。有天，我腹痛如绞，摸着肚子嚎啕大哭，工人师傅告诉父亲，要他送我去乡卫生院看看。父亲没有脱岗，一直拖到中午下班时工作服未脱就背着我跑着去看医生。医生诊断我肚子里有蛔虫，开了“宝塔糖”。医生责备父亲说，如果再来迟点，肠子会穿孔的。 父亲忙了细务，却疏忽了厂长应做的一些大事，他这种天天在车间里忙的习惯引起了上级领导的不满，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时，父亲干脆地辞了官。他说，他更愿意当一名工人。那时电焊工稀缺，加上他本人在这行名气大，他很快就如愿以偿，调到了县城一家河道挖沙企业当电焊工。离开了厂长位置，父亲没有一丝一毫不适，他反而干得更踏实了。
父亲言辞不多，加上他整天都在忙碌中，跟我们交流的机会很少。他调到县城时，我年仅十四岁，正在县城读高中。那是我第一次离家独自生活，想家想得厉害。听到父亲调到了县城，最高兴的是我。我想，父亲工作的单位离学校不远，父亲一定会常来看我。但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中三年，父亲来学校看我的次数少得可怜。仅有的几次还是事出有因。一次是中秋节，他在县城买了盒月饼，送到我寝室，放在桌上，当着所有同学笑着说：大家一起吃。时隔三十几年，同学一聚会，总有人念念不忘那盒月饼的味道。另一次是因我的视力突然下降。进高中后，功课任务重，我的视力下降得厉害。严重时，连黑板都看不清了。看不到老师板书，上课很吃力。母亲催他，说你得抓紧给崽配副眼镜。父亲才抽空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带我配了副眼镜。配完眼镜后，他又赶紧上班去了。漫长的高中生涯，我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也生活在对他的期盼中。母亲有次来看我，替父亲解释说：“你父亲就是那种心里只有公家，没有自家的人。在挖沙船上工作，他不仅负责电焊，还包揽了船上几乎所有的杂务，这样忙，哪有时间来督促你的学习？”
父亲也有闲的时候，他闲下来时，也不管家里的事，管得多的还是邻居们的事。父亲的手巧，邻居们的自行车、藕煤机坏了，他们不到镇上的维修铺去，总喜欢找父亲帮忙。父亲最高兴做这些事。有时修理起来很麻烦，一时半会修不好，他就把家里的自行车、藕煤机借给邻居们用。有时也借出烦心事来，好好的自行车借出去，还来时却是坏的。有时方便了人家，自己要用时，只能干瞪眼。为了这些事，父亲没少听母亲的唠叨。但人家求上门来时，他又忘记了这些烦恼，还是痛痛快快地帮人家。他说，自己是一名党员，为邻居们做点事责无旁贷。大家都很不容易，我们家略好些，能帮就帮人一把吧。
父亲这种做人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我。1990年高考那年，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没考上，想复读又没有学费，我带他找父亲想办法。父亲二话没说就拿了一百元钱给他，圆了他的复读梦。当时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元。
大学毕业后，我尊重父母的意见回本市一家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上班后，父亲给我的电话多起来了，电话里不是交代我关照哪个病人就是交代我为哪个乡亲联系就诊，当地卫生院解决不了的病人，他全介绍到了我这里。有时还亲自陪同乡亲们来市里看病。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个大难题，要求我组织医院专家下乡为那些平时看不起病的乡亲送医送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促成了这事，父亲高兴极了，忙前忙后帮着村里组织村民就诊。又忙上忙下张罗了一桌便饭招待我的专家同事。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尽力帮助乡里乡亲。他认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尽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他的影响下，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了一本和他一样的党章；在他的影响下，我一直兢兢业业，踏实履行一名医生的职责，救治的病人无数，但是我觉得和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比起来，微不足道。
父亲的工资不高，到2003年退休时，除了留极少一部分作生活开支，大部分都捐给了村里，用于改造家乡的道路水塘茶山等。他没有什么珍贵的资产，但他珍藏着一个精致的黑色皮包，皮包里藏着他的宝贝：一张母亲生前的照片，一张自己准备的遗照，另外一个，就是那本磨破了皮的红党章。今年过年，我帮他整理房间，随手打开他的皮包时，发现包里多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那是一枚特殊的党章，只有五十年党龄的党员才能获得的勋章。他把这枚勋章当成了自己最珍贵的资产。
风雨五十年，父亲自认为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绩，但他五十年的坚守和付出，却在这枚珍贵的勋章中得到了全部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