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法家，很容易想到其严酷，想到秦王朝的短暂，似乎其弊远远大于利。其实不然，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是巨大的，因为它解放了三个阶层的人，给了人以巨大的自由。
第一层解放的是王。原来的周天子是诸侯王的亲人，与个诸侯王之间是亲属关系，而没有绝对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很容易让发展好的诸侯王不听号令，直接威胁着周天子的权威。法家中实际功业最大的当属商鞅，他辅佐秦孝公。原来的诸侯王一度模拟周天子的做法，在自己的领地内对亲属们或有重大贡献的将军采取分封制，商鞅首先削弱的就是贵族的权力，把权力收归秦孝公所有。到了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扩而广之，各国各诸侯王的领地都变成采邑，变成中央直辖的地方行政区。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讲，这很好的成全了大皇帝的权力，从原来的亲属组织者，变成绝对的最高统帅，这就让皇帝的权力具备了客观性。
第二层解放了士族阶层。有的士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有的是习武之人，这些人不是贵族，没有世袭的官爵，靠为皇族或大家族出力为生，也有的靠开馆授徒为生，比如孔子等。到了法家的兴起，就将这些人转化为具有治权的国家管理者，从原来的贵族的家臣转而为国家的公务员，这就是一大解放，知识分子和武将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阶层。
第三层解放的是农民。之前的农民在井田中的私田里劳作，自己耕种自己收，同时要在公田里为诸侯王耕种，粮食收归诸侯王。虽然生活过得比较安逸，但耕种的土地不是自己的，不能买卖，而且自己也属于诸侯王，没有土地交换的自由。到了法家思想实施时，废井田开阡陌，农民的土地可以买卖，人也自由了，不再是贵族的隶属。这就解放了农民，使之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以上是法家的价值，不但赋予了三个阶层以权力和自由，同时也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这是法家的价值。
法家的发展中也有所变化，申不害等在法的观念里增加的“术”的成分，也就是大皇帝控制大臣的权术，这就使得本来具有客观性的皇帝成了玩弄权术的绝对权力者，不但权力没有制约，还不以诚心对待大臣。这就使得士族阶层的权力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职能，受大皇帝好恶的节制。遇到暴君就要遭受不测，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都是知识分子的悲惨。当术流行到官僚，导致官员的腐败和权力倾轧，很多官员以权力和金钱为重，严重影响了其职责的发挥，严重降低了对百姓的服务质量。再说广大农民，虽然获得一定的解放，但毕竟没有法律保障的人身权利，还会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官僚的欺压和权力的剥夺，还不能成为具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人。这才有辛亥革命，推翻皇权，这对人民的解放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法家是皇族御用的国家职业经理人，为皇帝打理好了管理机制，尤其高高树立起了皇帝的权力。这其中自然还有原来士民阶层那家臣味道，这是历史的必然，深深的印着历史的痕迹。但法家自有其价值，至于后世法家的“术”化，是其自身的衰退。
即使这样，在整个封建时代，法家的思想依然是治国的根本思想，虽然后世儒家思想占主导，但到操作层面也就是国家事务的执行层面，还是靠法家思想。甚至在大皇帝的心里，真正的治国策略是法家的，因为他有权力感，好操作，有实效，而儒家的思想对大皇帝的要求偏高，当大皇帝沉溺在先天具备的权力和享受中时，又怎么能按照儒家的教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皇帝的开明与否，就是看其对儒家思想落实的真伪与多寡。由于大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力，受到的制约不足，这就使得法家策略成为其治国思想的内核，外烁一些儒家思想。这也是我华族一度衰落不振的重要原因。
真正的儒家，绝不是所谓的迂阔，绝不是不做实务，在战国时期战乱纷纷自然无法施行，但秦后各朝代如果真正施行儒家思想，也许中华民族的历史会改写。因为儒家的精神是发展每一个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人格主体，每个人都“下学而上达”，为人恕做事忠，而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各司其职恪尽职守，国家又怎么能不兴旺发达。
儒家思想才是治国的根本，但儒家不会反对法家的务实，儒家也是务实的：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不就是典型的务实嘛！法家是对儒家精神的进一步落实，这正是职业经理人的特点，即把精神具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