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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是大集体的模式。生产队里敲钟，社员集合，队长分配活计，社员一同劳作，一起休息。生产队分东西，不分男女老幼，每人一份。
记得有一次，分带皮的玉米棒子。等挨家挨户分完了，玉米棒子、杂草和土，剩了总共有7斤，和最初生产队会计预估计9斤，误差只有2斤。
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只是很简单的算术乘法题，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在当时，这事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几千斤的东西，一两百家人分，最后居然误差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觉得，自己生产队会计太神了。
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生活枯燥单调，鸡毛蒜皮。印象里最深的，是普遍的、极度的贫穷。一年到头，几乎家家都吃玉米面窝头。整个冬天，都是熬白菜和玉米粥。如果能吃上一顿饺子、一顿肉，真的就是过年了。
小学毕业前后，生活开始好了起来，基本上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照这个样子吃下去，白面会不会都吃光了呀？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课堂作文的最后一段，差不多都是以“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结尾。我居然从来没有把这一句和自己生活的变化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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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在《谷歌方法论》里，讲了一个故事：
在美国的一所商学院里，课堂讨论社会公平时，大部分同学都主张平均社会的财富。
教授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每个学生的成绩和大家的平均成绩相同，这样大家就没有了压力，而且也不会不及格。
第一次考试，同学们得到了B+的平均成绩，皆大欢喜。
不过，那些平时努力学习的同学就想，即使我努力学习，也不会得到更好的成绩，从此就放松了。那些本来不及格的同学呢？他们想，反正有成绩好的同学顶着，自己也能混个及格，索性连课都不去上了。
结果第二次考试，大家的平均成绩变成了B-。第三次更差，成了C。这时有一些学生就找到教授，说不能再这样了，否则大家都要不及格了。
教授讲，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结果就是这样，虽然一些人在短期内得到了好处，但是很快这点好处吃完之后，就是普遍的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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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北宋时，王小波、李顺在四川发动农民起义，说：老子最痛恨贫富不均了，现在我来均分一下。
假设，我们不质疑王、李均贫富的动机、策略、社会成本，均分之后呢？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期待的公平，重新站在了公平的起跑线上，他们还要生活过日子。不用多久，因为勤劳节俭程度、智力水平、运气、身体，甚至仅仅因为细小的生活习惯，差距又将拉开，这时候怎么办，再来均一次？
人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一个判断——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就的。
——理论不能违背常识。
总有一些智者，背负悲天悯人的情怀，针对社会的丑恶、残暴、贪婪和不公，进行深刻的思考，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构筑起宏大、精致的理论体系。
然后，道德的纯洁、理想的崇高、理论的深邃，都不足弥补常识欠缺带来的漏洞。比如，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自私的，这是一个常识。如果忽略这样一个常识，那么，无论理论多么宏大，逻辑如何自洽，片段如何有可取之处，它的根基都很难说是牢靠的。
——当理论成为信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先哲说的没错，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信仰，变成制度、政策，变成创造性的或者破坏性的力量，至于是福祉还是灾难，恐怕就不一定是理论最初的创造者所能左右，所能预见，所愿看到的了。
（吴军《谷歌方法论》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