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值班，受疫情影响，店门口来往的人不多。

整整一个上午，我呆坐在前台，望着门前大桥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车辆，门前有两棵比较粗壮的女贞，在桥坡上斜斜的拉下五六米长的影子，桥对面是一幢斑驳老朽的水泥建筑，外墙上贴着90年代特有的白瓷砖，就像多年前我站在邻居家的小楼前看到的一样，呈长方形，宽约10厘米，长有20厘米，这种砖最大的好处便是不容易落灰尘。

印象中，那座在乡下的小楼外面贴着的瓷砖，就算经历了整个五月的农忙，也丝毫不会影响它固有的光泽。

人们收割完小麦后，便垛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等着打麦机从村子的南边挪到最北面的人家，从一个村子被一辆拖拉机扯到下一个村子，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想起课本里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打麦的机器又大又笨重，虽然有拖拉机，但还是需要很多的劳力挪动；麦子虽小，可是每一家都有硕大的麦垛，有些没有分家而兄弟众多的，那麦垛就像一座山，有的家甚至好几座山！

这往往需要更多的人手。

打麦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人站在机器的进口，把成捆的麦子塞进去，两三个站在麦垛上给他扔捆好的麦子，几个妇女、孩子在机器的下面用蛇皮袋装麦子，秸秆的出口处还要经验老到的人把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秸秆叉一边，再重新垛起来，只不过，这次它们注定是灵魂顺着烟囱爬上青天，肢体化作地锅下的草木灰。这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常见的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人。这个非常时期，往往是几家人合作，形成一个小团体，先说服打麦机的主人，抢在别人前，把机器拉过来，然后几家人轮流着打麦 。

打好的小麦被人们扛上房顶或者就地在门前的空地上晾晒，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细小的粉尘，则挥挥洒洒，浩浩荡荡地飘扬在整个村子的上空，飘荡在我们的鼻腔，嘴巴，衣兜，待夜幕降临，一切都睡着的时候，它们才会安静下来，悄悄地落在每一处房角，每一处窗户缝，每一处瓷砖的接缝处，稍作休整，等待第二天早上的阳光和风的召唤，再次起飞。

在这段日子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小麦秸秆的气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只是当壮起胆子，忘掉生物课本里那两片吓人的肺部图片，我总能找到这阳光和风中的香，甚至会经常爬到房顶，深深地吸气，就像电视剧里的修仙之人，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便能扩大吸收的范围。有一次，我站在砖砌的栏杆上，张开双臂，闭着双眼，有节奏的吞吐着天地间的“秸秆香”，被父亲站在院子中的一声呵斥，差点跌落，虽然有惊无险，我挂在在院子上靠墙的柿子树上，没有以五体投地的姿势向我的信仰致敬，却引来了父亲和母亲好多天的唠叨，甚至一个多月都过去了，我还能在路边，听到人们在谈论我，说我母亲生了个傻儿子，也有人好奇地问我“跑房顶干啥呢？”

从那开始，上房顶的楼梯多了一扇门，多了一把我找不到钥匙的锁。

在这个季节，打好小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赶紧晒干，人们见面讨论的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今年打了几蛇皮袋；二是最近天气。

到了中午，有小麦晾晒的地方都会有一个人，手里杵着一把木锹，稍微转一下木质的把，使得锹面侧立着，它的主人后面推着，从最外圈开始，把一双赤裸的双脚伸进麦子组成的沙堆中，趋着步子，绕着晒得发烫的麦子转起来，一圈、一圈、一圈，晒麦子的人低着头，转着，转着，就像二叔家很久前养的一头骡子，每当收割了套种在玉米地里的黄豆，二叔就赶着他的骡子拉着石磙在晒得硬邦邦的黄豆穰上一圈一圈的滚，嘴里还是不是吆喝着：“dei dei dei……”

母亲做中午饭时，有时候会让我去村子后面的菜园子里摘一把四季豆，弄几颗青菜，偶尔也会摘几根黄瓜，几个番茄……这时候，我便顶着老大的太阳光，恰好经过那“像骡子”一样的人们的跟前，我不愿意然他们看到我，总是偷偷瞥他们几眼，但次数多了，发现他们并没有发觉我的经过，我便胆子也大了起来，趁他们视线转过去的时候，欣赏他们或笔直或佝偻，或透着的确良被汗水浸湿的一大片背，有的款阔平坦，就像父亲；有的脊骨高耸，就像深渊的某一种恐龙，各有各的吸引我的地方，只是有的时候，会非常不巧的被一道闪烁的目光抓住，然后被夹裹着憨厚的微笑以问候“秀女下楼了，不容易……”

我便红着脸，转头就跑，嘴上不出声，心里却咒骂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诅咒他们一辈子双脚离不开那些滚烫的麦粒。

昨天，和父亲通电话，还聊到了邻居家那座贴满瓷砖的小楼，只不过父亲说他们家的儿子要造房子，村里没有宅基地，于是，那片闪着温和的光的瓷砖小楼，便倾倒在一片废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