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多来，阿杜跟我说来上海一起做事情应该不下十次。
从她成立工作室培养小学低年龄段孩子的学习习惯起，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在电话沟通交流。因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而她身边能够交流商讨的人不多。 比如说有个学生想要过来学习，但不能保证学习的连续性，而习惯的养成是需要连续性，这个时候怎么办？不接收这个学生，很有可能就会饿死；接收这个学生，几乎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教育目标。
两难。
类似的情况是很多创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在市场当中，肯定要先生存而后发展。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质量在生存之前，没有质量的生存是不值得存活的，也很难活得长久，尤其是做教育的。
扯远了。
每次阿杜跟我说到上海一起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时，我就呵呵地笑。
有一次我很真诚的告诉她，时机不成熟。到上海要冒太大的风险，而我30有余还一无所有，现在正处在职业发展的上升期，还需要积累。如果放在二十出头，我立马就杀过来了。
这次之后，她几乎再没提及一起到上海做好习惯培养这件事情。
直到今年三月底。
截止到这个时间，她的工作室已初见成效，满员8人，门外等着好几个想要进来学习的孩子。有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也有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但是工作室没有多余的人，也没有多余的地方，只能等空缺。
有一天，有位好习惯班学员的妈妈告诉阿杜，隔壁小区有一个晚托中心不做了，你可以考虑接手。
这位妈妈只是不经意的提供了一条信息，而这条信息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一个是阿杜自己，另一个就是我。
阿杜得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很迅速的去那个晚托教学点去考察。
第一，地理位置好；第二，房租相对便宜；第三，已经有一定的生源辐射。阿杜觉得，把这个点转接过来，再合适不过。
但前提是，我能到上海。
而这个时间点又恰好是我在公司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最无望的时候。
即使是再无望，辞职创业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慎重考虑才是。而我考虑不到一周的时间便答应了。
这种突然的决定，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从那时起，脑袋就变成一种浆糊状，头顶罩着一层云，怎么也看不清楚前面的路。
领导说我决定太突然了，我能够听到背后的一层意思其实是草率，但是我不服气：突然是有，但绝非草率。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决定确实过于草率。
我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犹豫过程当中，被事情的发展推着前行的。
如果创业成功，我以后可能会换一个说法，叫：勇者无畏。
当时那个晚托点急着出手，最多只给阿杜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也就意味着我需要在一周的时间内决定离职，还是继续留在公司。
一周，在保证工作的同时，要决定自己是否进入与现在全然不同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方式，这不能不算是一次生死宣判，宣判一种生活模式的死亡，另一种生活模式的新生。
与此同时，我清楚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还没有到那种非死不可的地步，而新生的生活却又是那样模糊。
所以，这种决定对于我来说是挺难的。想多了脑袋里面就是一团浆糊，其实更浆糊的是到了上海之后的一段时间。
此时的我，至少还能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
这两年的时间和阿杜的沟通，以及我对教育市场粗浅的认识，培养一至四年级学生的学习习惯这件事情，有市场，可以做。
第二，做这件事情自己能获得什么？
在当前的状况下，这件事情做好了，能比现目前的工资挣得多一点，往长远看，其可能性的收益会更大。（嗯，自己在给自己画饼。）
第三，我为什么要离开现在的这家公司？
我想有权限做更多的事情，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成长出来更多的能力，而这是公司一直不愿意给我的，但是在阿杜那边，一个新创业的项目，肯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解决，正好可以加速自己的成长。
还需要考虑其他的问题吗？当然要，而这些需要考虑而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在到了上海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敲打着我。
可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思考，每天都有跟阿杜通电话，讨论得最多的其实是最现实的问题：
做这件事情，在当前的状况下，是否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尤其是对于阿杜来说，工作量可能成倍的增加，而收入并没有等比例的增长。这个问题也确实问道了实处，现目前的情况下，对于阿杜来说，工作量翻好几倍，而收入水平只有小幅的增长。
她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收入，可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后面有很多种变现方式，课程培训、家长培训这些都可以做起来，都能够变现（我们一直都用变现这个词，觉得做教育的用挣钱这个词怪怪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往后面走真的很难挣到钱？）。
好像说得也对。
又考虑了一天，其实脑袋是混沌的，啥也没想，却很鸡汤的想到一句话：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我会作何选择？
然后，我就跟阿杜打电话说：我过来跟你一起做这个事儿，把那个晚托点接过来，前期的资金我先打一部分给你。
说到底，我没有用脑子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