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到一年，运输公司的新办公楼落成，我们搬了进去。

从外观上看，茶色玻璃增添一抹神秘的色彩，高大的建筑，森森然，有非凡的气势。

可也应了那句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幢大楼再气派，乃是政府拨款筹建，改变不了运输公司连年亏损的败局。

我还在一年实习期之内，月基本工资42元，套用干部13级档位，再无其它奖金福利。

因为运营亏损严重，即使这微薄的42元，也不能按时发放，三月、五月，甚至半年才能有钱到手，到手的钱也是七零八落，缺胳膊断腿。

有工作了，还不能自食其力，我一方面自惭形愧，另一方面心安理得；一方面时刻想挣脱出这个半死不活的单位，另一方面又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人是矛盾的混合体，或者说，人的思想和行为时常处于分裂状态。

那天，我正在上班，保安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有人找我。

我咚咚咚地跑下楼，初中时期教我课的孙校长和他的夫人，正站在大门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他们准备乘客车回马荡，顺便来看看我。

正值中午时分，我热情地挽留他们，并带他们到公司门口的饭店。

吃饭的时候，两位老师问起我的工作，我竹筒倒豆，把自己的尴尬和窘境，一股脑地说出来。

孙校长咂咂嘴，叹息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他说认识交通局高科长。

孙校长说，既然想到就要去做，现在就去找高科长。

我有些犹豫，孙校长夫妇劝我，努力试一把，就是调动不了单位，对今后的工作也有帮助。

我半推半就，跟着他们一起去高科长的家，半路上孙校长买了两瓶好酒，其价格是我半年的工资。

高科长恰好在家，刚吃完中饭。

毕竟是老干部，说话比较客气，态度也很热情，拒绝得委婉又感动人，倒让我们觉得过意不去，让高科长面带歉意，又很为难。

走出高科长家的大门，我再一次感到过意不去，既让两位老师耽误了时间，又破费了两瓶好酒。

我拉住两位老师的手，向他们郑重承诺，一旦发工资，即刻还他们垫付的酒钱。

他们连连摆手，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换单位接连受阻，我从那个时候就明白，官场上的帮助，要么至亲至戚，要么职位匹配到可以互相交换，要么才能突出被领导慧眼识珠。

而我除了一纸文凭，哪一点也不具备。

我就这么一面挣扎，一面无动于衷，日子一天一天，无声地流过。

一个月后的星期天，我和小四去城东菜场买菜，碰到了孙校长的妹妹，她在摆摊卖鱼。

她边给我秤鱼，边问我找高科长的事情办成了没有？

我摇摇头，然后很诧异地问她怎么会晓得这件事情。

她做事麻利，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大嗓门。

她上个月回马荡看望老父亲，见我母亲找她哥哥嫂子，说起给我换单位的事情。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孙校长带我去找高科长，看似随意，实则是有备而来，是受我母亲的托请。

我回家责问母亲，母亲低下头不看我，只是小声嘀咕，不找人帮忙，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陷在烂泥坑里爬不出去。

我大着嗓门喊起来，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工作的事不要你操心吗？我自己想办法，再说，你自己就是个农村小老太，走出去两眼一抹黑，能求到什么人?

母亲对我的重话不以为然，我只要任性起来，就口无遮拦，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蛮横。

一旁的二哥也忍不住抱怨起母亲，隔三差五低声下气地求孙校长，今天送鱼，明天送虾，后天送鸭蛋，这些都不谈，还白白牺牲了两瓶好酒。

什么什么?那两瓶酒是母亲掏的钱吗？我跺着脚，恨不得把地蹬个洞。

那两瓶好酒，母亲得熬夜打多少柴帘，父亲得顶风冒雨卖多少鸭蛋，一家人得少穿多少衣服，少吃多少顿油荤。

二哥重重地点了点头，母亲不理会我和二哥的指责，转过身去把猪食了。

上次母亲去县城找大表哥帮我换工作，结果犯了胃病，疼得满脸冒汗，水洗一般。

从那次开始，我就嚷嚷着，要母亲不再操心我的工作，想不到她还是自作主张，背着我去求了孙校长。

我的工作不好，母亲极少当我的面说一些消极、埋怨与灰心丧气的话，也从来不对我施加任何压力。

如此说来，母亲背后没少为我焦心思，否则以她耿直刚硬的个性，断然不会轻易地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