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都有一个陶渊明情结。
我观后世受陶渊明的影响，在乎三个字，一个是“气”，一个是“闲”，一个是“酒”。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隐居，内部因素当然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政治斗争的残酷，社会风气的腐朽，文人境况的悲惨，向陶渊明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陶渊明四次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气”让渴望高洁的后世所敬仰。何去何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诗人选择了“闲”，遂成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诗风。常有人把喝酒看成是一种潇洒，我却看到了麻木，酒精的结果不就是大脑的麻木吗？当一个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候，能让自己思想停下来唯一的东西就是“酒”。
“隐逸”这个词本来就不应该是好词，它和“逃避”、“躲藏”、“退缩”有时候是相通的，但是自陶渊明起，隐逸却成了中国文人表达自己高洁的首选生活。不说王维、孟浩然、苏东坡、晁补之这样深受陶渊明影响的诗人，就便岳飞，不也有“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作赤松游”的隐逸向往？为什么本来具有逃避退缩的一种行为反被演绎成了高洁傲岸的象征呢？这里的“气”很重要，不屈服于权贵，不流伍于庸俗，隐逸就成了坚守，成了抵抗，成了控诉。唐朝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不忍于“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折磨，而自然而然“转忆陶潜归去来”了。
当然，在“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更为高尚伟岸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路遇不平拔刀相见，崇尚完美的人们总是会以此责怪隐逸的文人们。这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幼稚症，也是一种自己明明做不到还要责怪别人的恶习。
陶渊明一“隐”，王维一“逸”，李白一“歌”，杜甫一“哭”，他们不是不想拍案而起拔刀相见，而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无能为力，甚至无所适从。我常常怀疑，这是诗人自愿的吗？世人看隐逸，看到的是淡泊，洒脱，清闲，高雅；我看隐逸，看到最多的却是痛苦，孤独，伤感，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