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源头是苏格拉底，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而使西方哲学转向并奠定现代哲学基础的则是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核心是生命的实践活动，而此后的哲学则沿着形而上学的路径走去，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方向和核心，海德格尔就是要纠正这个偏差。
传统哲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存在是什么，这样的追问指向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可以说，海德格尔哲学就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批评之上。海德格尔追问的是存在意味着什么，即存在的意义。
存在意义的追问导向的就是生命的实践，这就是海德格尔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源头的原因。存在并不能决定存在者，存在者的此在状态才能让存在的意义涌现。
人的个体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而意义的追寻则是无限的，以有限追求无限，这就是命运必然的悲剧，然而，存在的意义只在存在者此在的状态，让生命如其所是地活泼泼地存在就是生命的所有意义，因此，生命的存在意义是可以把握和实现的，而无需悲观。
明白了获得存在意义的本质，所谓沉沦与沉思，休憩与劳作的关系就不在成为问题。无论休憩还是劳作，让生命活泼泼地呈现就是意义，如果劳作使人疲惫和痛苦，休憩使人孤独和空虚，那么无论如何，都是对生命的浪费和异化，都是无意义的。
回到富翁与渔翁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搞清楚生命存在的意义只在此在的状态，劳作（挣很多钱）不是为了休憩（在海边度假），休憩也不是为了劳作，二者都是让生命意义涌现的此在状态，而不是为了彼此。
回到亚里士多德，最高的善是目的与手段合一，作为手段的善并不是最高的善，最高的善是生命此在的活泼状态。
我们稍微延伸一下，无论工作、度假、教研、共读、闲谈、运动等一切生命的实践活动，如果本身不是让人愉悦兴奋的，那么这样的实践活动就是对生命的异化。
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是第一位的，自组织是最好的组织形式。民主和平等仅仅只是对人尚未掌握自由智慧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的调节。如果人类掌握了拥有自由的智慧，民主和平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