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大概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华夏民族这个称谓最早的来源。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着调节社会秩序、维系国家稳定的功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朱子家礼》是朱熹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这套礼仪制度，在制定时秉承礼仪，删繁就简，中和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贴近普通百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影响颇深。不仅如此，它还漂洋过海走向东亚诸国，成为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标准礼仪规范。
在《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吾妻重二将全书分为：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传承，此三编，内容之丰富，包罗《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广泛议题，并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身，深入而细致地揭示了《家礼》的诞生、发展以及在东亚诸国的普及。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时代，在中国礼学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朱子家礼》就是宋儒对传统礼仪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成果。北宋立国后，太祖制定了科举取士制度，文人地位较之前朝有了空前的提高，极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贵族门阀把持朝政的现象，寒门学子同样可以通过科举实现阶层的跨越，此时士家大族如若有意继续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必须要与普通士子一同通过科举以求功名。
值得肯定的是，朱熹在编定《家礼》程序时以实用、易行为上：他打破古代庙制限制，首创“祠堂制度”；简化古礼程序，将婚礼“六礼”删为“三礼”；同时秉承“兼及士庶、化民成俗”的原则对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礼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并在不违礼义的原则下，特别注重礼仪制度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努力使《家礼》成为贴近士庶实际生活，规范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事的士庶通礼，以期真正实现礼仪制度的全民普及化。
《朱子家礼》不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且远播东亚诸国，成为15世纪之后东亚世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韩国学者卢仁淑认为“《文公家礼》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实未若韩国之深远”。
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为宗藩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册封，在文化上则“经与礼，一遵朱子，无敢少差”。李朝太祖李成桂认为“冠婚丧祭，国之大法”，令本朝礼仪“一用朱子《家礼》”。在朝鲜半岛，《朱子家礼》被士大夫视若国礼，奉之为圭臬，家礼学也成为朝鲜李朝之显学。在朝鲜封建社会制度巩固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中作用极为重要。时至今日，每年春秋两季，韩国成均馆仍会举行祭孔的释奠礼，《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礼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15世纪时，即室町时代中期《朱子家礼》传入日本。吾妻重二讲道，在日本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对《朱子家礼》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本知识分子研习《家礼》，尤重丧礼和祭礼，并有大量论著和实践。江户初期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等，都有《朱子家礼》丧祭礼的实践经验。自江户后期以降，日本祖先祭祀中的牌位乃遵循《朱子家礼》的制式，由此可见《朱子家礼》在日本的深入人心。
在越南，《朱子家礼》的影响大致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之后。圣宗时代继承了前朝遗志，一应礼仪典范皆向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从此时开始，《朱子家礼》倍受关注，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朱子家礼》进行。而在琉球，18世纪初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子家礼》对其影响至深。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朝鲜半岛受其影响最大，日本、越南次之。
自南宋以来，《朱子家礼》由中国走向东亚世界，并深刻影响东亚世界长达五百多年，最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21世纪的今天，炎黄子孙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早已在意识形态上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却依然活跃在东亚各国的传统礼制文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