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说自己没去过北方，事实上并不是的。母亲说，在我三岁的时候，她和爸爸带着我，一起去山东打工。每当谈起这个话题，母亲会说我的事情，比如在硬座火车上大肆哭闹叨扰其他乘客，在火车站外广场差点被陌生人牵走，在家具厂老板店里毫无顾忌地高歌“……坐船头哦……”等；又会说后悔没带上哥哥一起去，让那时才五岁的他，跟着两个手脚都不灵便的老人留在老家干农活；也会说那次外出是我们家打工生涯里仅有的赚钱之行。
对去山东打工这件事，母亲的心情是复杂的，哥哥是觉得颇为遗憾的，我则是完全没有概念了的。哥哥说，他对于那一年的记忆：最深刻的画面是，阿太和阿部分坐大门槛两侧石墩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小的他在门前晒谷场上翻谷子；最深刻的事件是，某天下午，晴朗的天忽然乌云密布，点点雨滴打在身上，眼看着晒了几天的谷子就要被淋湿了，正当三人急得要哭的时候，一伙刚放学路过我家门口的小学生，七手八脚地帮忙收好了谷子。在我看来，这景象并不像是两个年逾半百的老人带留守的五岁儿童，倒像是懂事的农村小孩独立照顾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
生活在上升阶段时，人很少去想着是否有最高点，只会红红火火地过着日子，对未来充满希望；生活在下行阶段时，人就容易忧惧万分，时时害怕明天会比今天更为苦痛，时时盼着此刻是最低点就好了。只有在后来回顾时，才发现，去山东打工归来的那一年，是我们家生活的最高点，因为随后没几年，阿太和阿部相继患病卧床，脑袋痴呆，吃喝拉撒无法自理；哥哥和我都已经上小学，每年需要交高昂学费；父亲独自外出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月余，年年收获空空如也；母亲在家耕田种地，靠着卖稻谷棉花等，换来日常生活费用，偏偏那时农作物产量又少、售价又低。
两个卧病在床的老人，给家里蒙上了阴影，母亲总是脸色凝重，忧心忡忡，忙里忙外的，没有一丝空闲，我和哥哥也小心翼翼地，生怕不小心犯错，惹来母亲一顿训斥，少有开心的时候。尤其是在病人又把屎尿屙在床上时，母亲忍受着弥漫的恶臭，处理污物，无论冬夏洗着好像永远也洗不完的床单被套，我想不通为什么生活非得这么苦。
待到两位老人都离开了人世，原以为我们家会迎来新的转机，谁料想是继续往下的转机——父亲摔成高位截瘫，让本来勉强糊口的家庭，变成债台高筑的家庭。父亲瘫痪的第二年，仍旧是全身无法动弹，全身疼痛，吃喝拉撒、刷牙洗脸、翻身洗澡，一切全靠母亲。那时我十二岁，在镇上上学，每个周末回家；哥哥辍学，去了县城里，做了修理工学徒，据说那几年也是他人生中最凄惨的岁月。
即使在那样灰暗的日子里，母亲也没有掉过眼泪，至少在我面前从没有过，或许她早已在四处借钱的时候、在医院提心吊胆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停下休息的时候，把需要流泪的情绪独自宣泄好了吧。某个周末晚上，我也病了，严重发烧，全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村里的赤脚医生过来瞧完爸爸，在给我挂完吊瓶后，开了些药，就回去了。迷迷糊糊中，我只记得昏黄的白炽灯光下，母亲呆坐在房间中间，这边的床上躺着瘫痪的父亲，那边的床上躺着生病的我，好像在叹气，又好像在沉思。
我从来没问过母亲，是什么让她一直忍耐着、坚持着，到如今却再也得不到答案了。
——2019年5月16日（己亥年四月十二），立夏，小冷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