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学生打酱油的故事
文：七月之上
2015年的年末，我留在了省会城市,暂且就叫它C城吧。
那段时间C城的天气很是难得地明媚，在猎猎的寒风横扫街头近一个星期后，终于有了太阳出来的迹象。
出去打开门的一瞬间，还是冽骨地冷。
于是，那一缕缕从高楼大厦间奋力投射过来的阳光，忽然就变得格外珍贵。每走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我都试图走向阳光更耀眼的那一边。因为，路还那么长，习惯不了黑暗。
继续往前，等27路，再转过两个路口，是市中心的医院。
对了，我是一名医学生，本科修的是中医学，在C城医院里见习。
作为一个刚刚大一的学生，见习这个词儿似乎都用不起，借远方表姐的话说，应该是打酱油。
选这么一家三甲医院去打酱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明白父亲为我走了多少层关系。
明白不易，就不会打酱油打地那么心安理得了。
总要有所得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准时起床，力争能够赶上最早的公交去当地的一家医院，然后在八点之前把所有的病人情况都整理完，开始一天的忙碌。
医院的暖气很足，来来往往的人有很多，有时甚至会见到一两个熟悉的面孔。我戴着捂得严严实实的口罩，穿着白大褂，在各个科室之间奔走，偶尔出去帮医生们送些文件和材料，一出门，就被十几个患者团团围住，他们拿着一大叠的病例，影像材料问我，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个，你瞅瞅这得的啥病，医生、、、、、、
说真的，我很惶恐，不是被他们吓坏了，而是对自己的一无所知感到惶恐。
不好意思。请借过。麻烦让一下。
这是我能说的唯一的三句话。
我既不能说我不知道，更不能说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不能让大家觉得为什么这个医院的医生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实在不要脸。
整整一个星期，我学写病历，送材料，参观手术，帮护士姐姐给病人送药，一楼到十一楼，我从来没有挤上过电梯，爬到七楼的时候我就会偷偷把口罩摘掉，不这样，实在喘不了气。
我曾经想了很久，口罩在保持清洁之外的作用是什么，我猜大概是为了遮住这张疲惫不堪的脸吧。
不只是我的脸，还有这里每一个医生护士的脸。
作为当地最好的医院之一，这里每天都要进行上百场大大小小的手术，手术十二点有，十八点有，凌晨也有，休息的时间很少，每个人的脚步都是匆匆忙忙的，主刀医生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就一直站着，十二个小时滴水不进。
我不能进手术室，但每次总会遇见刚刚从手术室出来的大夫，他们的脸上，无一不写着疲惫，无奈，还有坚持。
对比起来，我恐怕算得上是整所医院最闲的人了。
一楼，十一楼，来回地穿梭在医院的每个角落，让我能看得见，也听得到许多故事。
我见过满身是血的病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眼里露出的对生的渴望，也见过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安静等待死亡的坦然，我听着妇产科的手术房里新生命发出的每一声用力的呐喊，也体会着临终关怀病房里低低啜泣压抑下的悲痛。
这里，希望与绝望，新生与死亡，每天都在同时进行。
对于这种复杂交叉的情感，很难说我可以置身事外地不受感染。
二楼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大爷，得的是恶性肿瘤，和老伴在医院呆了一个星期，老俩口成天忧心忡忡，总吵着要出病房，每次我和老师去查房的时候，老大爷就拉着老师的手不放，医生啊，我这岁数已经活得值了，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人儿，哪还有什么盼头。
老师除了安慰安慰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有一天，他们的儿子来了，来给大爷办出院手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儿子，高高瘦瘦，眼睛犀利的很。
老两口这一天很开心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趁儿子去办手续的空档，老大爷一边捂住嘴咳嗽一边对老伴儿说，菊芬，咱不拖累儿子。
我走到病房门口，拿着病历本，然后又转身离开。
那一瞬间，我是讨厌我自己的，因为我没有能力，我什么也做不了。
老师说，你这才有了一个医生的初步思维。
他说，因为生命而产生的怜悯是成为一个医生的第一步。
我跟的老师是一名很有名的老中医，人很慈祥，做事永远都带着从容坦然的神情，他坐诊的时候，要求绝对地安静，把脉，望舌，问病人情况，一样不落。我坐在他身边，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生怕惊扰了他。
我是很少有机会去把脉的，在我临回家的那一天，老师破例让我把把一个老妇人的脉，然后问我是什么脉。
对不起，我把不出来。我很诚实地回答。
心太浮躁。
老师摇摇头说完，就让我先看着，待老妇人离开了，就让我把手伸出来，教我怎样把自己的脉。
中医这东西，全在经验，实践，传承。老师边把脉边说，然后是中医的来源，基础，中医的发展。
完罢，老师又说，你来这两个星期我也没时间教你什么，小丫头要是再想来学可不能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懂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
走出门诊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楼底抬头向上望去。
至静，至动。这是我对这所医院的全部印象。
下面是人声鼎沸，用生命在奔跑的急诊科，上面是静若处子，不动声色的中医科室。
其实大抵都一样，都是救命。
离开，还是27路，转过两个街口。
比起等待一辆挤满了人的公交，我更宁愿把自己一天的疲惫扔进大街 。漫无目的地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走过恢弘的大桥，静静地望江两边点亮的五颜六色的灯，走过大街两侧的店铺，透过店铺厚厚的玻璃墙，稍微侧过头，能够瞟见玻璃墙上的自己。
白球鞋，蓝牛仔，帆布包，高马尾。
与整个城市站在一起，就像红茶兑白酒，格格不入。
忽然就有了类似于在医院的感觉，直白点，其实就是距离感。
与老师的距离，与一名医生的距离，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这些丈量不到尽头的距离总是在无时无刻的提醒我，方向在哪里，路应该怎样走。
2016年夏天，厦门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篇毕业演讲，他说，在学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抬着头走路的，只有一个人低下头，这个人就是优秀的人，毕业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低着头走路的，只有一个人抬起头，这个人就是当初在学校低着头的那个人。
这句话看起来和上面的故事毫不相关，至少在我没有去过医院之前我也不会用心去记住这么一句话，同样，曾经穿着白大褂昂首挺胸的我也不会像那样去理解一件白大褂的意义，这里的低头，与是否屈服于现实无关，而是低头正视自己的分量。
几斤几两，自己掂量着，低头才看得清。
看清了，才会想到要去改变一些什么。这大概就是我在这两个星期里最大的收获。
回去的那天，C城的天气也是难得的明媚，我走过街的另一头，试图走向阳光更耀眼的那一边。
因为，路还那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