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大荒，中原鼎沸，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自周室东迁以降，五霸迭兴，七雄并起，征伐无已，黎元涂炭。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谓其贤；然观其封内，闾里多菜色，仓廪有陈粟，是知霸者之业，利民者鲜，利国者众也。故有大才者，非必炫于廊庙，施于邦国；若能济一物之穷，解一时之厄，斯亦足矣。
一、乱世之殇，首在黔首
秦末兵兴，陈涉一呼，天下响应。当是时也，戍卒叫于大泽，豪杰起于四方，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然函谷关外，尸积成山；鸿沟两岸，血流成河。史载“楚汉相距，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夫百姓何辜？初苦秦法之酷，复遭兵戈之难。沛人刘邦，起于泗上，约法三章，民咸归之，非爱其能，盖苦秦久矣。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此非兵戈之祸乎？
东汉之季，黄巾蜂起，董卓乱政，中原板荡。曹操讨卓，发檄天下，曰“举义兵以诛暴乱”，然其攻徐州，坑杀男女数十万口，泗水为之不流。刘备携民渡江，号为仁主，然当阳之败，妻子离散，百姓随者日行十里，为曹兵所追，死者过半。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非虚言也。王粲作《七哀诗》，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之句，观之令人泣下。
隋末之乱，尤烈于前代。李密据洛口，开仓散米，民多归之，然其兵锋所至，庐舍为墟。窦建德起河北，轻徭薄赋，民谓“夏王”，及败于虎牢，河北百姓哭之如丧考妣。盖乱世之中，百姓所求者，不过一饱一暖，一安一宁。若能稍缓其苦，虽草莽之雄，亦足感怀；若逞其才而残其民，虽帝王之业，终为罪愆。
二、大才之隐，非无能也
伯夷、叔齐，孤竹之裔，叩马而谏武王，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或谓其迂，然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二子不忍见苍生之祸，宁饿而死，是其才不在征伐，而在存仁也。孔子称之“求仁而得仁”，盖贤于那些助纣为虐者远矣。
汉初四皓，避秦之乱，隐于商山。高祖欲易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迎四皓以辅惠帝。四人虽未居三公之位，未建开疆之功，然一现身而安储位，免却骨肉相残之祸，此非救民于无形乎？若其汲汲于功名，随高祖驰骋天下，纵立不世之功，亦不过增兵戈之数耳。
东汉严光，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论道旧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光终不受封，耕于富春山。或谓其矫情，然光武之时，天下初定，百姓思安，光若出仕，纵有良策，亦难免卷入朝堂纷争；退而耕钓，使帝知有不慕荣利者在，亦足以劝天下之廉，此非才之另一种施展乎？
唐之李泌，历玄、肃、代、德四朝，数度出仕，数度归隐。安史之乱，肃宗在灵武，泌往谒之，陈天下成败之策，然不受官爵，权逾宰相。及乱平，即请还山，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泌之隐，非避事也，盖知乱世之中，功高震主，才大招忌，不如退而保身，俟时而动。其保全代宗，定策德宗，皆在山林之间，此非才之善用者乎？
三、才之所用，当在利民
晏婴相齐，历灵、庄、景三朝，其政不过“省刑罚，薄赋敛”，其言不过“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然齐景公时，民有饥色，道有饿殍，婴请发粟于民，公不许，婴乃归其家粟，以示百姓。孔子闻之，曰：“晏子，仁人也。”夫婴之才，非不能合诸侯，霸天下，然其知百姓为邦本，故宁舍赫赫之功，而务细微之利，此真贤也。
郑子产治郑，作丘赋，铸刑书，国人谤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然子产不为动，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三年之后，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盖子产之才，不在扩张，而在安民，初虽见怨，终必见思，此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
宋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知邓州时，建花洲书院，兴教育，育人才；知杭州时，岁饥，发粟募民，修堤浚河，以工代赈。其“庆历新政”虽败，然其忧民之心，见于一言一行。所谓“才”者，非必变法革新，惊天动地；能解一方之饥，教一方之民，亦足以称贤。
明之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然其最大之功，不在朝堂，而在田间。所著《农政全书》，集古代农书之大成，教人“力耕数耘，收获如盗寇之至”。又引入番薯、玉米等作物，教民种植，使数省之民免于饥馑。光启之学，贯通中西，其才足以经天纬地，然其毕生精力，多用于农事，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此非才之用于民者乎？
四、为国与为民，本末之辨
商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乃幡然改曰：“与其藏之于己，不如施之于人。”遂相汤伐桀，放桀于南巢，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伊尹之伐桀，非为汤也，为夏之百姓也。桀为虐政，“作倾宫，饰瑶台，殚百姓之财”，民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故伊尹起而伐之，此所谓“为国者，实为民也”。
秦之商鞅，说秦孝公以霸道，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使秦富国强兵。然其法“刻薄寡恩”，“刑弃灰于道者”，“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及孝公卒，秦人“不怜”，车裂以徇。商君之才，不可谓不高，然其所为，皆为秦之“国”，而非秦之“民”，故虽成一时之功，终遭万世之骂。
汉之贾谊，年少有才，文帝召为博士，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然其言多“切中时弊”，如《论积贮疏》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劝文帝重农抑商，以安百姓。后遭绛、灌之嫉，出为长沙王太傅，然其忧民之心，至死不渝。所谓“才”者，当如贾谊，为国者，实为安民；若舍民而强国，如商鞅者，虽雄亦奸。
唐之魏征，事太宗，数犯颜直谏，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太宗尝问曰：“朕欲使民富，奈何？”征曰：“省徭役，薄赋敛，轻刑罚，则民自富。”太宗从之，遂有“贞观之治”。夫魏征之才，在谏诤，不在征伐；其所为，在安民，不在强国。然国以民安，民安则国强，此非本末之理乎？
五、才者，民之器也
纵观史册，天下大乱，苦莫甚于百姓；有大才者，非必施于邦国；才之所用，当在利民，而非媚上。伯夷、叔齐饿于首阳，非无能也，不忍见民之死；严光耕于富春，非无志也，不欲助争之徒；晏婴、子产，治一邦而安一方，其功胜于扩千里之地；徐光启、范仲淹，兴一业而济万民，其德高于拜三公之位。
故曰：才者，民之器也，非国之器也。为国而用才，如操利刃以屠牛，虽得肉，而牛已死；为民而用才，如持耒耜以耕田，虽费力，而谷可生。乱世之中，有大才而隐者，非避世也，待时以救民也；有大才而出者，非慕荣也，临危以济厄也。若其才用于国而害于民，则不如无才；若其才藏于身而忘于民，则亦非真才。
呜呼！当今之世，若有能以才救民于水火者，虽不居高位，不著功名，吾必谓之“大贤”；若有以才助纣为虐者，虽位极人臣，功盖天下，吾必谓之“大奸”。此千古之公论，非一人之私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