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看房手记（6）：杭州城的早期现代化（1896-1927）
2017年5月20日 陈琳
以下内容来自汤洪庆博士所著之《杭州城早期现代化研究（1896-1927）》，版权归属于汤洪庆博士。
图为尚未拆除的清波门，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通商口岸的开辟与租界的设立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杭州被列为通商口岸。1895年11月，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珍田舍己来到杭州，打算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拒绝。地方政府只同意将杭州城北15公里处拱宸桥以北、京t杭大运河东岸划为类似宁波江北岸性质的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浙江巡抚廖寿丰则立即着手在这一地区开辟马路，建筑海关，为开放做准备。最终，日本同意了清政府对杭州租界地址的选定。
1896年，日本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设立驻杭领事馆。同年，杭州设立海关，关署建在杭州拱宸桥通商场，首任杭州关税务司为英国人李士理（四品衔兼任杭州邮政司），杭嘉湖道邹谓清兼充监督。
租界开设之后，外国人蜂拥而至，“开设洋行，创立公司”。1897年初，美国领事来杭，美国商人准备在杭州开设“永安保人险公司”兼办各项机器，在佑圣观巷同善堂对面租屋做办事处。随着租界的开设和拱宸桥海关的营运，为了便于处理洋务，1897年三月设立浙江洋务局，借巡抚署办公。
租界设在拱宸桥，远离杭州城，始终未能繁华，同时租界的开设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杭州城的完整。
铁路的修建和城墙的拆除
从1896年杭州开埠到1912年清朝灭亡，其间，引起杭州城空间变化最大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以及车站的设立，它使得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的城墙开始被拆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墅线开工修建。原来的线路绕城郭的外墙而行，经浙江铁路公司的努力，为了便利杭城民众，该线最终穿城墙而入。宣统元年（1909年）在清泰门内设车站，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这是杭州城墙拆毁的起点。
进入民国时期杭州城的空间格局变动
1911年（辛亥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11月5日，杭州全城宣告光复。杭州光复之后，革命军政府没收了旗营土地，驱逐了所有旗兵及其家眷，掌握了大片土地。新建的省政府决定“除了马路和公共用地，其余土地予以出售，以建商业场”。这个变旧旗营为新市场的关键举动使得杭州城的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项计划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从钱塘门到涌金门之间的城墙以及剩余旗营都被拆倒。在城墙的旧址上，新筑了湖滨路。拆除了物理屏障后，西湖便融入了城市之中。这项变动，不仅把20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也使得清代杭州驻防的物质遗存消灭殆尽。
在拆毁旗营、兴建新市场的同时，从民国二年（1913年）起，杭州相继拆除了清波、涌金、钱塘三门间的城墙，以原城墙砖石建湖滨路、南山路，辟湖滨公园，从此西湖和城区连成一片。随后又拆除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拆毁旗营和各处城墙，修建马路，使得杭州城的空间格局走向一个开放的时代，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进入民国时期杭州城的境域大调整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2日，浙江军政府决定，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三年（1914年），北京政府决定省以下设道，以清代杭嘉湖道范围置钱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驻杭县，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登、昌化等20个县。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改革了地方建制，撤销道制，实行省县两级制，并规定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地位的可酌情设市。4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省分会第三次会议，议决通过筹办杭州市市政厅案，划杭县所属城区及西湖全部设置杭州市，即东南沿海塘至钱塘江闸口一带，西至天竺、云栖，北至笕桥及湖墅拱宸桥，全城包括城区、西湖、湖墅、皋塘、会堡及江干6个区。这是杭州设市之始。
彼时杭州市区东西相距26公里，南北相距30公里，东北与西南相距36公里，西北与东南相距23公里，共有人口38万人，并推省务委员兼秘书长邵元冲为市政厅厅长（相当于市长）。
后来根据国际上通行的都市分区制，按城市功能把全市划分为商业、工业、行政、学校、码头、农业、教育、住宅、风景、森林等区；大致以旧城厢区及湖墅、拱宸桥沿街一带为商业区；拱宸桥西岸及江干闸口为工商业区；沿钱塘江一带为码头区；笕桥附近为农业区；良山门车站为中心的区域为行政区；浙江大学所在地附近为教育区；松木场、青石桥及上塘河一带为住宅区；新市场及西湖一带为风景区；西湖西南山林为森林区。
这就是杭州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