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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昨天的游览很轻松，但因地点是柏林墙，心情却很沉重。

头脑中反复思考那个故事：

两德统一后，因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青年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法律责任。法庭上，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有罪，那罪不在己。旁听席上的人们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默认亨里奇无罪。

然而，法官面色严峻、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法官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这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心灵震撼。许多人的眼睛里因此闪烁着泪花甚至相拥而泣。那位士兵的眼里也噙满泪水，胸口剧烈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死者家人，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后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因蓄意射杀罪，他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也曾心潮起伏，并长时间地思考两个问题：

1.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个被洗了脑的士兵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吗？

2.柏林墙因东西德国敌对而设立，当士兵举起枪时，即使他心智健全，枪口所指，在其心中彼时能否分开是“敌”？还是“人”？

这个故事评论说，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有人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比小贩慢一点。

以上说教，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但我充分认识到的确“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也希望它真正成为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必须具备的思维底线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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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问题是有答案的，这个答案与那个士兵无关，它就写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那是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

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有个说过：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那位法官打破了沉默，只是对那位士兵和那位死了者而言，打破的时间有点儿晚！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德国之行，没有时间去达豪，亲身体验一下那名言给予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