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回信致谢，但表示并不想回国：“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

据说这里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张爱玲因为当年“香港之行”的创伤，不愿回国一游，可是故土对她的热情却与日俱增。

8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张爱玲“重归”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

短短几年时间内，《倾城之恋》在《收获》杂志发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发行，柯灵文章《遥寄张爱玲》在《收获》和《读书》杂志发表，掀起了“张爱玲热”的第一波大潮。

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传奇》，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到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张爱玲文集》，终于使“张爱玲热”走入了大众层面。

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此成为喻户晓的一个“传奇”。

众多的女作家也蜂起效仿“张氏语言”，一时女性文字中“底子”、“芯子”之类的词汇夹缠不清。

此后，大陆各出版社狂印张爱玲作品，以满足读者需要，但大都未经授权。张爱玲当然很不满，授权姑父李开第处理她的大陆版权，但李开第已是八十老翁了，哪里管得过来？

在解放初的上海，以梁京为笔名发表的《小艾》，此时也在港台被人“发现”，两地报纸同时连载，香港还有人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望洋兴叹”，只好搜集整理了一批旧作，由台湾皇冠出版了《余韵》(1987)和《续集》(1988)两本集子。

那么，她在80年代中期，为何要频频搬家？

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又一段公案了——她是在“躲跳蚤”！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就更玄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一周搬一次家，应是夸张的说法了，再说洛杉矶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旅馆可供她选择。

汽车旅馆虽简陋，却定期有人清扫，连床也不用铺，对她倒也正合适。这段期间内，为减轻拖累，她不得不尽量丢弃一些“身外之物”，后来渐成习惯，反倒视一般家居摆设为累赘了。

早在“躲虫子”之前，庄信正担心张爱玲的健康，就把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张爱玲，以便就近照顾。

这位新朋友叫林式同，是土木工程师、建筑商，既不爱好文学，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

他第一次去找张爱玲，是在电话里约好的，路上开了40分钟的车，还因为违章接受了一张罚款单。找到张爱玲住的公寓305室，他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

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屋里有了动静，又过了半天，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林式同大为诧异，但也只能应一声好，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往电梯口走。忽然听到身后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

——真是太神秘了！

其实，张爱玲一是怕生；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不想在卧室里见客——她一直住单身公寓，只有卧室，没有客厅。

直到一年后，张爱玲为躲“跳蚤”开始频繁搬家，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接见”了他。

当时林式同看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这次张爱玲谈了躲跳蚤的事，说将来如果需要，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林式同大惑不解，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后来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租房代理人”。

张爱玲对那个卡夫卡式“蚤子”的存在，坚信不疑。有的朋友不理解，写信给她说，杀灭跳蚤很容易，用喷杀剂就行了，何必搬家？

张爱玲答复：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

她去看医生，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宋淇对这件事也是牵肠挂肚，便邀请张爱玲到香港来治病。但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