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县城长大的。这里的天空很阔，麦田一望无际，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也用不了一个钟头。小时候总觉得，世界大概就这么大了。后来读了书，知道了北京，知道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要在课本上才能看见。
第一次去北京，是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暑假里，我们一家三口坐了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车过德州的时候，窗外的风景还是熟悉的，白杨树、玉米地、红砖房，跟我们家那边差不多。可到了沧州往北，房子渐渐密了，路也多了，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从北京站走出来的时候，我愣住了。那个“大”，不是我想象中的大。我想象过宽阔的长安街、高大的天安门，但我没有想象过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广场上的人像蚂蚁一样涌动，四面八方都是路，每一条路都通向我不知道的地方。孩子拉着我的手，问我去哪里坐地铁。我说不出话，因为我看不见天，高楼把天切成了窄窄的一条。
那次只待了三天。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都是必去的。在故宫里走了一上午，脚都走肿了，才逛了不到一半。导游说，故宫有九千多间房子，一天看一百间，也要三个月才能看完。我站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忽然想起我们县城的人民广场，站在这头喊一声，那头听得真真切切。这里呢？喊破了嗓子，也传不到太和门。
那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会。去得多了，北京在我心里慢慢从一座神坛变成了一个地方。有同行在北京买了房，三十平方米，比我家的客厅还小，却要几百万。我问他值不值，他说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孩子要在这里上学。我点点头，心里想，这就是北京啊。它的魅力不在它本身，而在它能给你什么。
住在南三环的一家小旅馆里，推开窗户，对面也是一栋楼，住着不知道什么人。夜里十一二点，对面的窗户还亮着，有人在电脑前加班。我们县城那个点，街上早就没人了，连狗都不叫了。北京不睡，或者说北京睡得很晚。凌晨四点，环卫工人开始扫街；五点，早点摊的炉火点着了；六点，地铁站开门了，第一班车拉着一车昏昏欲睡的人，从城东跑到城西。
在北京，时间的流逝跟别处不一样。我们县城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北京的日子好像被压缩了，一天能做很多事，能见很多人，能去很多地方。但我总觉得，那里的一天也比我们这里短。早晨从通州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中关村上班，晚上再坐一个半小时回家，一天在路上就耗掉三个钟头。在我们县城，三个钟头能把整条商业街逛三遍。
走的地方多了，反而觉得北京最好的地方是那些犄角旮旯。有一次会议结束早，我一个人钻进南锣鼓巷旁边的一条小胡同。胡同很窄，两个人对面走都要侧身。墙上爬着丝瓜藤，门口蹲着石墩子，有个老头坐在马扎上看报纸。那场景，跟我们县城的老街一模一样。只是抬头一看，远处国贸的中国尊戳在天上，像个巨大的感叹号，提醒你这是北京。
我突然明白了，北京之大，不是楼高、路宽、人多，而是它能装下所有的东西。高楼旁边可以有胡同，金融街隔壁可以有菜市场，洋快餐对面可以有卤煮店。它把古代和现代、富人和穷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统统塞进自己的怀里，谁也不嫌弃谁。你们可能要说我酸，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小县城，盖个新楼都要把老房子拆光，一条老街说没就没了。北京不一样，它留着。
孩子今年要继续读书，考到了北京。送他去和老师见面那天，我们又坐了一次绿皮火车，还是六小时，慢悠悠的，跟十年前一样。出了站，北京还是那个北京，还是那么吵，那么大。孩子轻车熟路地领着我坐地铁、转公交，找到学校。报完到，他赶着去参加新生班会，临别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让我想起十年前，他拉着我的衣角，在后海边上走不动路的样子。
一个人在北京站坐车回家，检票进站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北京这么多次，看过升旗，看过天安门，看过鸟巢水立方，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北京的星空。灯火太亮了，把星星都淹了。不过也好，看不见星星，看得见灯。那些灯，每一盏底下都亮着一个家，都有一个故事。我家的灯虽然在千里之外，但此刻，我觉得它也亮在北京的某盏灯里。
火车开了，窗外的灯光渐渐稀了，平原重新铺展开来。我想，北京之大，大概就是能让你既是过客，又像是归人；能让你既是局外人，又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矛盾，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大概就是北京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