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李碧妍，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唐代政治史、历史政治地理的而研究。现任中西书局编辑。

关于本书

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历史，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期藩镇的考察，分析了唐朝能够成功度过安史之乱，并在藩镇林立的政治环境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

核心内容

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作者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指出，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以后，对不同地区的藩镇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唐朝对于大运河沿岸的河南、淮西藩镇，予以严格的控制，以保证运输命脉的畅通。对于河北地区的藩镇，则予以纵容乃至放弃，以维持形式上的稳定。这种对策的结局是，唐朝后期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关中，经济中心在江淮的南北格局，这奠定了后世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

前言

这本书是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对于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过去都觉得，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基本就一蹶不振了，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藩镇割据，地方诸侯不听从中央的话。作者却指出，唐朝后期的藩镇其实大多是听从朝廷号令的。唐宪宗李纯在位时期，甚至还一度解决了藩镇问题，重新实现了统一。所以，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依然很有活力。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这本书里的点睛之笔。作者其实还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安史之乱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安史之乱那都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还真的有关系。今天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用一句话概括，叫作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联通这两大中心的京沪高铁，可以说是全国最繁忙的交通线路。但我们仔细想想，在唐朝前期，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也用一句话概括，当时的格局叫作“据关中而虎视天下”，政治中心在西边的关中地区，也就是西安所在的渭河平原，这也是秦汉两朝的发祥地。经济中心在东边的华北平原。唐朝的国都明明在长安，但遇上关中粮食歉收，连皇帝都要跑到东边的洛阳去吃饭。地缘政治上的东西格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为南北格局的呢？答案就是安史之乱以后。

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书名《危机与重构》。“危机”说的就是安史之乱，“重构”说的则是唐朝在危机之后对政治格局的重新建构。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内部已经出现了地缘政治格局转变的萌芽。安史之乱迫使唐朝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大大加速了这一转变。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政治中心仍然在关中，经济中心却变成了江淮地区，也就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关中和江淮在地理区位上已经不是东西关系了，而是南北关系。这时，地缘政治上的东西格局，就变成了南北格局。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我们今天虽然也是南北格局，但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江南，和当时不一样啊？的确，唐朝后期确立的南北格局，经过长期演化，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过，推动这种演化的原因，仍然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下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作者的观点：第一，安史之乱前夕的唐朝，地缘政治格局是怎样的？第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怎样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从而奠定南北格局的？第三，南北格局演化成今天的样子，为什么仍然和安史之乱有关？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安史之乱前夕的唐朝，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格局？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实行“关中本位”的政策，将关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和唐朝的历史有关。唐朝和隋朝一样，都源于北魏时期的关陇集团。当时鲜卑贵族贺拔岳在北魏孝武帝的命令下，将陕西关中到甘肃陇山一带的军事力量整合为一个军事集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后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内部又设置了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这二十个职位由固定的二十个大家族分享。这二十个家族就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隋朝和唐朝皇室的祖先都是这二十个家族的成员。既然唐朝皇室出自关陇集团，他们很自然地就把关中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了。

当时的经济中心又在哪里呢？主要是华北平原。关中地区虽然号称千里沃野，当年秦国就是从这里起家，最后统一了天下，但历经多年的战乱和过度开发，关中地区已经不能供养日益膨胀的人口，而要靠华北平原向关中运送粮食。早在隋文帝在位时期，就修建了广通渠，联通关中和华北平原，便于粮食的运输。隋炀帝做得更绝，干脆迁都洛阳。到了唐朝，虽然都城定在长安，但遇上关中地区歉收，皇帝还经常要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办公。武则天在位时期，又把都城迁到了洛阳，并且把洛阳改名为“神都”。武则天退位以后，都城才迁回长安。

你看，隋唐时期，国都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反复迁移，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出现了脱节。唐朝是靠关中地区起家的，功臣贵族都居住在这里，皇帝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问题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位于华北平原，国家财政又需要这一地区的赋税才能运转。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其实就是当时地缘政治格局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隋唐帝王心中最大的一组政治矛盾，就是关中地区和华北平原的矛盾，简称东西矛盾。当年隋炀帝刚刚登基一个月，他的第五个弟弟杨谅就在华北平原发动了叛乱。这件事给了隋炀帝很大震动，于是他在叛乱平定以后就宣布迁都洛阳，还在迁都诏书中说，迁都是先帝生前的遗愿，我一定要完成。而唐朝又把国都迁回了长安，但地缘政治上的东西矛盾仍然是皇帝的一块心病。唐太宗有一次和大臣们聊天，说你看东边那群人，跟我们关中人就是不一样。这时宰相张行成很严肃地说，天子以四海为一家，心中不应该有东西之别。您这样的言论是很危险的。唐太宗立刻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做了自我检讨。检讨归检讨，这件事还是说明，唐太宗心里对于东西矛盾其实是非常在意的。

在这一时期，除了东西矛盾，另一组矛盾也隐隐露出了萌芽，那就是南北矛盾。早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因为战乱大量南迁，南方的经济也因此得到了开发。记录南朝刘宋时期历史的《宋书》中说，江南一带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只要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几个郡的人民都不会挨饿了。隋朝建立以后，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往南可以一直通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一带。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运送军队，一旦南方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就可以立刻把军队送往前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南方的剩余粮食，从此可以通过运河运往洛阳。隋炀帝还在洛阳修建了巨型粮仓，储存粮食，取名为“回洛仓”。这座粮仓在2013年还在考古工作中重见天日，总面积相当于5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整个粮仓可以储存粮食3.55亿斤。当年这里储存的粮食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南方。

在武则天当政时期，著名的大臣狄仁杰曾给武则天上书，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里面就提到，现在华北平原多年饥荒，巴蜀、汉中地区也有百姓流亡，江淮地区的赋税又很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南方已经成为重要的财税来源。

不过请你注意，虽然南北矛盾已经露出了萌芽，但直到安史之乱前夕，经济重心仍然在华北平原，而不是江淮地区，主要的地缘政治矛盾仍然是东西矛盾。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华的人写了一篇散文，名叫《安阳县令厅壁记》。这个题目需要解释一下，“厅壁记”是唐朝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指的是写在官府墙壁上的散文，主要目的是记事。《安阳县令厅壁记》就是写在安阳县衙门墙壁上的一篇文章。安阳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一带，它虽然在今天归属河南省，但它其实是位于黄河以北的，所以在唐代属于河北地区。唐代说的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华北平原的核心区域。李华在这篇文章留下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意思是说，河北地区征收上来的赋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这句话说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全国的经济中心仍然在华北平原。地缘政治上的东西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这种东西格局，在安史之乱以后却变成了南北矛盾。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这种我们所熟悉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此确立了下来。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迫使唐朝对政治格局进行了重构，其中的关键词是“藩镇”。下面我就带你看看，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怎样对政治格局进行重构的？

第二部分

安史之乱的本质，是藩镇造反。唐玄宗为了对外扩张的需要，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好几个军区，这些军区就是所谓的“藩镇”。唐玄宗又觉得胡人勇猛善战，熟悉当地情况，就任用胡人做藩镇的统帅。安禄山是中亚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精通六门语言，很有军事才能，还很会来事儿，于是就被任命为统领北方边境三个藩镇的节度使。

但是，唐朝也因此陷入巨大的风险。兵力都集中在边境，中央政府的兵力却很少。唐玄宗在位后期，边境地区的藩镇军队总共达到了49万人，其中安禄山一个人就拥有18万兵力，而中央政府的军队只有13万多。后来宰相杨国忠为了树立威信，带兵去打云南地区的南诏，又折损兵力七万多。结果在这一仗结束的第二年，安禄山就发动了叛乱。

战争一开始，局势对唐朝非常不利。国都长安被叛军攻占，甚至唐玄宗本人都逃往四川避难。那么唐朝又是怎样迎来转机的呢？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功劳。但这里要给你说的是一个有点陌生的人：张巡。当时张巡担任河南节度副使，毫不夸张地说，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战争的局势，使唐朝转败为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一个叫睢阳的地方坚守了十个月之久，为唐朝的反攻争取了时间。这个睢阳又是什么地方呢？它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战略地位十分特殊，因为它扼守着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当时前线全靠江淮地区的钱粮才得以支撑，而这些钱粮的运输又要依靠大运河。所以，睢阳如果失守，大运河的运输就会被切断。张巡率领七千人马，在睢阳抵挡敌军长达十个月之久。虽然最后睢阳陷落，张巡战死。但在睢阳城破之后三天，朝廷的军队又大败叛军，重新夺回了睢阳。更重要的是，在张巡坚守睢阳的十个月里，牵制了几十万叛军，朝廷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从恢复到反攻的准备。就在睢阳陷落前一个月，朝廷的军队收复了国都长安。在睢阳陷落后十天，朝廷又收复了东都洛阳。从此，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军队开始进入反攻阶段。所以，文学家韩愈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歌颂张巡，说唐朝没有灭亡，都是张巡的功劳。

张巡的个人事迹当然值得歌颂，但张巡这个人背后的地缘政治格局问题才是重点。睢阳之战的重要，就在于它守住了大运河这条生命线。安史之乱对经济繁荣的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唐朝中央政府只有依靠南方的江淮地区提供军需。你看，在这个时候，中国地缘政治的南北格局，已经隐隐露出了水面。

那你可能会说了，这只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现象。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华北地区慢慢恢复了元气，东西格局不就又恢复了吗？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东西格局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藩镇问题的处理有关。

唐朝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以后，叛军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唐朝军队在战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又有大运河源源不断地从江淮地区运送钱粮，形势对朝廷越来越有利。战争进行到第八年，叛军终于被击溃，叛军将领纷纷投降，安史之乱就此平定。但是请注意，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藩镇相比以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这是因为战争期间，唐朝为了激励有功将领，安抚投降的叛军将领，又在内地设置了新的藩镇，让这些藩镇去讨伐叛军。于是，如何在战后处理这些藩镇，就成为唐朝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那么唐朝政府是怎么做的呢？当时唐朝面临的首要问题，来自安史之乱的发源地，河北地区。你可能会认为，这块地方既然是叛军的巢穴，那么朝廷对这里应该是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吧？恰恰相反，这一地区在战后仍然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安史之乱即将平定的时候，叛军将领纷纷投降。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分别名叫田承嗣、李怀仙和李宝臣。这三个人虽然投降了，但他们都手握重兵，如何安置他们，这让朝廷很是头疼。把他们的军队就地遣散？那搞不好就要弄出兵变。把他们迁到内地？要是他们半路造起反来，那不是更危险？朝廷思前想后，觉得最保险的还是把他们就地安置。于是朝廷封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封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又封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魏博、成德和卢龙这三个藩镇分别位于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中部和北部。

你可能会说，这样不是养虎为患吗？这背后是有特殊背景的。黄河以北这块地方在当时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陈寅恪先生甚至称之为“河北胡化”，就是河北地区变成了游牧部族的聚居地。这是因为唐玄宗在位时期消灭了东突厥，结果突厥以及大批依附突厥的部族向唐朝投降。唐玄宗就把他们就近安置在河北地区，于是这块地方就成为胡汉杂处之地。正因为这样，河北地区和中央政府长期离心离德，即使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就觉得，还是让这三位投降将领去管理当地人比较稳妥。

这三个人管辖的藩镇，从此就被称为“河北三镇”。我们常说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真正长期割据的，其实也就是河北三镇而已。这三个镇可以截留税收，不向中央上交收入。藩镇统帅还可以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后代。不过你可不要小看这三个藩镇，光是这三镇的割据，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我在前面提到，河北地区征收上来的赋税，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现在这块地方不向中央上供了，中央从哪获得收入呢？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主要就是南方的江淮地区。唐朝后期有一位名叫权德舆的大臣，说过这么一番话：“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意思是说，江淮的农田只要丰收，好几个道的百姓就不会挨饿。所以维持国家运转，还是要仰仗东南的江淮地区。这里的“道”是唐朝的行政单位，面积相当于今天的省。可想而知，江淮地区已经关系到唐朝的生死存亡了。

但唐朝政府要想从这里获得收入，还需要扫除一个障碍，这就是位于今天河南省境内的淮西节度使。当时淮西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很大，控制着河南和安徽的交界地区，这是大运河通往洛阳和长安的必经之路。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在位期间，关中地区发生大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趁机发动了叛乱，甚至自称皇帝。大运河运输一下就中断了，朝廷的财政顿时供应不上，唐德宗和文武百官都非常恐慌。后来李希烈的叛乱终于被平定，江淮地区的粮食又运到了长安。唐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又运到了，咱们父子这下有救了。”好消息传出，唐朝的三军将士也都高呼万岁，一场潜在的军队哗变就这样被化解了。

不过，后面几任淮西节度使又多次发动叛乱。唐德宗的孙子唐宪宗李纯即位以后，决定彻底解决淮西问题。于是他派遣大将李愬征讨淮西。李愬在一个风雪之夜，出其不意，突袭了淮西节度使的老巢蔡州，活捉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淮西由此平定，江淮地区的钱粮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唐宪宗也因此获得了底气，甚至一度平定了河北三镇，使唐朝短暂地获得了统一。

不过，河北三镇很快就又重新反叛。唐朝后期，中央政府对待藩镇的基本策略，就是放弃河北，确保江淮，保证运河运输。于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基本格局就成形了。这一时期的诗人李敬方作过一首诗，可以看成是这一格局的缩影。诗是这么说的：“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里的“汴水”是指大运河在河南开封附近的那段河道。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汴河连通淮河，好处是很多的。既给百姓带来便利，也给他们带来灾祸。东南方四十三州土地所产的民脂民膏，都因为这条河，而被朝廷搜刮干净了！诗里虽然暗含对朝廷的批判，但可以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唐朝后期的地缘政治已经从东西格局转变成了南北格局。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政治格局进行了重构，奠定了北方政治、南方经济的格局。这个格局后来又被后世继承了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过，今天的南北格局好像和唐朝后期还是有点不大一样。北方的政治中心不再是长安，而是北京。南方的经济中心也不再是江淮地区，也就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这块地方，而是进一步移到了长江以南，主要是今天的长江三角洲。或者用一句话概括，政治中心进一步北移，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推动这个过程的历史动力，仍然来自安史之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就再带你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第三部分

我们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先说经济中心。唐朝后期的经济中心明明在江淮，后来怎么就转移到江南了呢？这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对于藩镇非常警惕。尤其是江淮地区，这可是唐朝的钱袋子，当地也有一些藩镇势力。唐朝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对当地藩镇的限制非常严格。藩镇节度使的任期平均只有两到三年，并且由中央委派文官出任节度使。同时，藩镇军队的数量也很有限。不过，当地军事力量的相对薄弱，又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和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地军事力量有限，一个新的阶层趁机崛起。日本学者给这个阶层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称，叫作“土豪”。所谓土豪，指的是在地方上占有大片土地，还经营商业活动的有钱人。这一阶层一直延续到了宋朝，《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曾头市之类地方，本质上就是土豪的势力范围。土豪们控制了基层行政，政府在当地兵力不足，又需要他们提供赋税，所以没法对他们进行坚决镇压。土豪们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对中央政府也很不满。这种不满发展到极致，他们就会发动起义。历史学家周殿杰指出，这一时期江淮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往往不是普通农民，而是当地土豪。

唐朝晚期，华北平原上爆发了黄巢起义，起义军来到江淮，获得许多当地土豪的追随。连年战乱，江淮地区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百姓流离失所。运河运输也长期中断，唐朝终于迎来了末日。五代时期，江淮一带长期混战，江南地区却相对安定，于是经济中心终于完成了向江南的转移。北宋宋哲宗在位时期，刑部侍郎王觌就说，江南地区财政收入最为充足，自从开国以来，朝廷的开支主要来自江南地区。北宋的国都之所以定在开封，也是因为开封就在运河边上，方便接收来自江南的物资。从此以后，江南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政治中心的进一步北移，这也和安史之乱有着深刻的联系。今天这本书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但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看看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更为深远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对于周边民族，开始从攻势转为守势，从强势转为弱势。五代时期，后晋的开国君主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中原王朝失去了地理屏障，宋朝对北方民族长期处于守势。北方的契丹获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在国内开始实行一种混合制度，用契丹的传统制度治理契丹人，用汉人的制度治理燕云地区的汉人。这个制度预示了后来的历史走向：中国将从一个局限在农耕地区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兼有农田和草原的多元复合型帝国。

对于这样一个帝国而言，定都在中原地区，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这样只能照顾到中原农耕地区，却不能兼顾草原。女真人灭掉北宋，建立金朝以后，不仅要统治女真本部，还要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于是，金朝就把国都定在了今天的北京，当时叫“中都”。为什么是北京呢？因为北京正好位于农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从北京往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从北京往北，翻过燕山，就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草原。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也把国都定在北京。

为了确保物资供应，元朝又做出了一项壮举，他们把隋朝修建的大运河给拉直了，于是有了我们所熟知的京杭大运河。隋朝大运河的中心是洛阳，从洛阳出发，向南可以到达余杭，也就是杭州，向北可以到达涿郡，也就是北京。元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服务对象是大都，也就是北京，没有必要再经过洛阳。所以，京杭大运河从北京直接南下，直达杭州，比绕道洛阳的隋朝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从此以后，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江南，这种地缘政治格局正式确立下来，并穿越明清两代，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现代中国的南北格局，可以一直追溯到安史之乱。今天我们乘坐飞驰的京沪高铁的时候，不妨重新回忆一千多年前那场震惊天下的动乱，感受历史的变幻莫测。

总结

第一，中国内部的地缘政治从东西格局发展为南北格局，可以一直追溯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发生以前，中国内部地缘政治呈现东西格局，政治中心在关中，经济中心在华北平原。与此同时，江淮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南北格局已经初露萌芽。

第二，安史之乱中，江淮地区的赋税为叛乱的最后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战争结束后，唐朝政府对国内政治格局进行了重构，基本方针是放弃河北地区，确保江淮地区，保证运河运输。于是塑造了政治中心在关中，经济中心在江淮的格局。东西格局就这样被南北格局取代了。

第三，唐朝后期奠定的南北格局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江南。这是因为唐朝吸取安史之乱的教训，遏制江淮地区的藩镇，反而导致土豪阶层崛起，引发了这一地区的连年战乱，经济中心移到江南。同时，中原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丧失了对周边民族的优势地位，中国逐渐发展为一个兼有农田和草原的多元复合型帝国。北京作为游牧和农耕的交界地带，成为最理想的国都。于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北格局就这样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