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人物众多、形象各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李逵。惹事也好、生非也好，鲁莽也好、嗜杀也好，孝顺也好、忠义也好，真也好、假也好，林林总总、点点滴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人有时头疼不已、有时又感动异常。李逵在梁山好汉中，因为有趣，宋江颇为偏爱。而其经常性的标志性口头语“杀去东京，夺了乌位，在那里快活”，更是贯穿小说始终，彰显粗野、简单、可爱、单纯的人物性格。
那么，李逵及其他梁山好汉的“口出狂言”，到底算不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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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律条中，这些言论极其严重，触及封建皇权的底线，涉嫌“谋反”之罪，是朝廷立法层面精心设防、严厉打击的对象。
谋反的律疏之意为“谋危社稷”，即企图以各种手段颠覆现行君主政权的行为，属于刑事镇压的首要目标。按照律文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
关于谋反罪的犯罪事实认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只要有“言”，就构成犯罪：“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二是只要有“谋”，就构成犯罪：“谋危社稷，始兴狂计，其事未行，将而必诛，即同真反”。三是只要有“行”，就构成犯罪，即有行为就谓既遂犯，不必要求产生损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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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江等人如引言中所述，并非真正意义上以推翻皇权统治为主要目标，但其占据山泽、骚扰州县、对抗官军之“行”已经构成事实上的谋反之罪。
而且“口陈欲反之言”的情形在小说中更是多处出现：
第39回中，朱贵笑道“这封鸟书打什么不紧！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李逵更是多次口出狂言，第41回中甚至提出“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乌位，在那里快活”。
所有这些根据大宋律条，都视同谋反治罪、从重从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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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只上述涉及谋反的“口出狂言”，其他所谓口头上的不敬之词尚且被严厉打击，《续资治通鉴》第58卷就记载：
（宋仁宗嘉佑四年）有御营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有司不之觉。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弃达市。
乘舆的意思，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借指帝王。在这一事件中，桑达等军卒因为酗酒后的狂言狂语，看似属于正常的酒徒之举，但因为言语触及皇帝和皇权的威严，构成大不敬，按照当时的律法理所当然地被严惩。小说中类似李逵那些非常露骨的言辞，更是为律法所不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