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爱出仕，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

    “出仕乃是正常，归来却是不得已”，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考取功名，挣得一官半职是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究其原因，往大处说是报效国家，为民谋福利；往小处说是光宗耀祖，实现个人价值；势利点说，像《那年花开月正圆》的赵白石所言：“再入仕途，是因为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以大唐盛世为例，看古代文人出仕的艰难，令人唏嘘不已。青年才俊陈子昂几次落榜，后砸百万古琴论锦绣诗文名躁长安进入官场，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征契丹被贬军曹，写下“独怆然而涕下”，终冤死狱中。李白才华横溢，胸怀匡时济世之抱负，不惑之年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做一御用文人，结局是被赐金还乡，“拔剑四顾心茫然”，后流放夜郎。诗圣杜甫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至长安十年有余，却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四十四岁，为生计才接受了一个所学无用之职。

      再看经济高度繁荣、文化极度昌盛、社会高度自由的宋朝:周敦颐正直方正、洁身自好，可谓真君子，却只能靠舅父向皇帝保奏，谋得一个监主薄的职位。苏轼二十岁金榜题名，宋仁宗惊喜，文坛领袖欧阳修惊叹，贤相韩琦称奇，然“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生颠簸在贬谪之路上，好在东坡先生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出仕乃是正常，归来却是不得已”，纵然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接下来，看陶渊明的出仕之路。陶渊明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做官，其间两次出仕，两次归隐。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点是一方面“猛志常在”，也为填饱肚子；另一方面性格耿直，不肯与官场苟合。

      同样有济世猛志，他是独特的存在。与陈子昂比，他虽生活贫困，但尽享二十一年的田园生活与天伦之乐，而能文能武的陈子昂三十六岁冤死狱中；与李白比，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的雄厚财力，他不得不为吃饭问题纠结苦闷；与杜甫比，他没有“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爱国情结；与周敦颐比，他的祖父陶侃几乎篡位，外祖父孟嘉依附“叛逆”的桓温，他自己也曾当刘裕的幕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与他确有距离；与苏轼比，他隐居避世似乎有些消极，不如东坡夹在党派排挤中，仍“在其位谋其政”，颇有政绩。

    “除杜甫外，陶渊明的诗注释家最多”，可见后人对他的重视与敬仰。可为什么会赢得后人足够的重视与敬仰？这是回旋于我脑海中的疑问。读李长之的《陶渊明传》和陈桥生的《陶渊明》，似乎有所领悟。

      一看天然的喜好和美好的性格。“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亦复欣然有喜……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爱悠然、闲适的生活；“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陶渊明有仗剑远游的远大志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时常物我两忘，甚至“无我”，一派天然纯粹。他不是完美的，他受庄子影响，思想上有“小国寡民”的短浅，不过，瑕不掩瑜。

      二看身处的社会环境。陶渊明经历了四个朝代，晋改为楚，楚又改为晋，晋再改为宋，所以他虽然欣赏夷齐的气节，却不效仿他们的愚忠；虽然与屈原一样身处乱世，却清醒地认识到刘裕之流不过是搞残忍狡诈的政变，所以不会以死殉国；他渴望像“刺秦的荆轲”一样，却无从忠起。于是，他称官场为“尘网”“密网”“宏罗”，而自己是“羁鸟”“池鱼”“倦鸟”。

      三看身边的朋友。陶渊明身边的朋友羊松龄、殷景仁、周续之等“易代随时”，但他却希望像许由往颍水之滨；佛教大师惠远圆寂，信奉儒学的他也不肯随俗；六十二岁又老又穷又饿时，拒收檀道济送来的米和肉。随着政权的更替旧友被诛杀，只剩下颜延之与他做邻居，日日饮酒。

      四看“归园田居”的生活方式。曾经很仰慕竹林七贤的返璞归真，率性自然，但现在看来，觉得是“竹林七怪”，尤其是刘伶、王戎、阮咸等人用清谈、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苦闷心情的行为，不免有点沽名钓誉。陶渊明回归田园，踏踏实实做农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返璞归真、超脱世俗、非常接地气的、健康的、正常的生活。

      隐居生活很苦，屡遭灾祸，“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饥来驱我去，不吃竟何之”， 宁守贫贱，坚守本心，终“愿无违”。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吗？不吃嗟来之食，拒绝道不同之人的给予，不做失其本心的事！

    “出仕乃是正常，归来却是不得已”，  两仕两隐的不得已中，他的品格越来越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越来越坚决，“性刚”“禀气寡所谐”“质性自然”“吾不可回”。清代龚自珍赞陶渊明“万古浔阳送菊高”，他如傲霜的菊花与世无争、品格高洁、坚守本心、生命力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