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四贤，一曰儒家之孔子，二曰道家之老子，三曰墨家之墨子，四曰法家之韩非子。此四贤，似各颂各徳，然异名而同归也。故世人者，皆有一德，或是儒家之“仁、义、礼、智、信”，或是道家之“信、善、孝、惠”，或是墨家之“兼爱、非攻、尚同、非命、节用”，又或是法家之“权、术、势”。凡贤者，必有上述之德行，故世间之人皆为贤者也。
儒家，贤者之出处也。有爱民之心，为仁者；有忠义之心，为义者；有谦让之心，为礼者；有超俗之心，为智者；有承诺之心，为信者。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皆属贤者。朱熹又评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亦属贤者也。仁义礼智信为先，此贤者之实属也。
道家，贤者之出处也。凡承诺之心，为信者；凡慈悲之心，为善者；凡明者之心，为孝者；凡恩惠之心，为惠者。老子曾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庄子曰：“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百善孝为先，百惠诚为先，清静无为为贤者。
墨家，贤者之出处也。其精髓以一句概之，是为平等之爱、非不义兵、任人唯贤、崇尚节俭、否定天命，《墨子》云：“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墨家以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为怀，虽以常人之言似不为贤者，然亦为贤者也。
法家，贤者之出处也。粗略之，是为定分止争、兴功惧暴、以法治邦。法家以为人皆有“就利避害”之性，如管子云：“商人兼行，驰千里亦不甚远，是以利在前引之；渔者不危，逆流而行，百里不疑，亦求渔之利。”故商鞅曰：“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追求长远利益，盖其宗本为商也，故世人弃法之行，以为凡行法之人皆是小人，然而不尽然。虽有些行法之人真乃小人，然法家亦为义也，其击暴，纪律严明，无论受刑之人是否为其亲人，尽皆受刑，故法家非小人，而为贤者也。
儒家有道家之精髓，道家亦有儒家之精髓，然为何并无成一团？犹以其不同之精也。若人惟有仁、义，却失礼、智、信，但云有儒之心，而非真正之儒，人若惟有信、善，却无孝、惠，亦但云有道之心，而非真正之道；若人惟有兼爱、非攻之术，却乏非命、节用，岂是墨家？但云有墨之心。法家亦然雷同，空有权有势，却回天乏术，岂是精明之法？贤者乃可为之具足矣。
故俗人所为不贤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