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漠然地跪着，看着前来吊唁的人，跪和拜地忙碌着，一批又一批，都很陌生，他们都是大哥和大姐的朋友，我是一个都不曾认识。他们似乎也不曾认识我，也许连同我父亲他们也不曾认识。父亲已多年卧床在家，是不可能有朋友的。大哥大姐居官在外，不可能没有朋友的，他们的朋友，我是不可能认识的，何况我才十四岁。
前来吊唁的人们动作迅速和娴熟，想必是训练了多次。吊唁，多半也不是冲着父亲来的，他们并未见识过父亲的真容，摆在前面的遗容不过是个幌子，一张过了塑的画像，那里多年前的相片，躺在棺里的真容远不及画像那么神采，画像是大哥请人画的，那个像我却很陌生，也从未见过。
葬礼上，我只须跪着，旁边的大哥和大姐，却在不停的忙碌，对于前来吊唁的人，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必定是要回拜的，来的人太多，以至于他们的跪和拜都变了形，刚要跪下就被扶了起来，还没站直又得急急地下跪，他们只好一直保持着半曲的腿和半弓的腰，这还不算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们的脸型，一半是悲，一半是欣；或者说里面的肉须绷紧，显示着悲；外面的皮则须稍作松弛，显示对来者的感谢。这半紧半松的脸也得配合着半曲半伸的腿和腰，动作的配合必须纹丝不差，太过放松定然是不行的，那会被说成对死人不够尊重；太过僵硬也是不行的，又会被说成对活人不够尊重。
好在大哥和大姐都能应付自如，想必也是有过经久的训练。对于不同的来人，他们的姿态又略有不同，对于尊贵一点的来宾，定然是要急急地拜在前来吊唁人的身前，全身匍匐地跪着，等着来宾的搀扶方可起来；对于另一些的来宾，只是作一个欲下跪状，或者仅仅作了个下跪的样子，那些来宾自然会忙不叠地阻止，他们也就将就地起来了。
我才十四岁，本没什么熟人，来宾又不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长跪着，唯有一次的接客还是大姐叫我接的，那是我初中的校长，大姐让我去接一下，我才有了唯一的一次接客，小孩子跪下去是很容易的，也不用半曲半伸，直直地跪了下去，又直直地弹了起来，我那校长并没有安慰我，可能都不曾认识我，他是冲着我的大姐来的，大姐是教育局长，断不能对一个校长先行下跪，校长是知书达礼的，不会让大姐难堪，但又不能失了礼，于是大姐才让我去接待，至于我，一个小孩，跪和拜都是理所当然的。
幸好我只认识校长！我可以长跪着，得以静心地聆听吊唁者诚挚的慰问。
“局长，你要节哀啊，可不能伤坏了身子啊。”
“处长，你多保重，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老爷子仙逝了，你们也都尽力了。老爷子这么高的寿，又有这么好的孝子，真是有福啊。”
来客太多，容不下太多的慰问，大家只好简化了。
“节哀”、“保重”；
“保重”、“节哀”。
都是冲着大哥大姐说的。
唯有一个来客是对我说的：“你是最小的，你陪你父亲的时间也是最少的，你父亲又是最疼你的，你要好好孝敬你父亲一次，明天他要出门了，你就最后陪他一晚。”
我默默地葡匐在地，想起父亲临终前对我说过我是陪他时间最多的儿子。
晚上的祭祀是全家都要参加的告别晚会。追悼会是县里最富的豪作的主持，至今为止，我才第一次了解我父亲原来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杰出的贡献，有着良好的基因，有着幸福的人生——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儿女都很孝顺，都很仁善和博爱，都很勤劳和智慧，都能知书达礼，我知道这里面并不顺带地包括我——
他们在念祭文的时候，只有我最为惭愧，他们的祭文念的越久，我就越是愧疚——
这个家，唯有我，是多余的。
父亲生前认为在这个家里他是多余的，可他没想到，在他死后，他才是这个家里唯一不能缺少的灵魂。
现在，自认为多余的人走了，没有了父亲的需要，我真的成了多余。
我也想走，可是我还年少，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没有另外的世界，我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家，而父亲走了，家也没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追掉会的时间断然短不了，那么多重要的来宾，各阶层的代表，少少地发个言，就排了五个小时，延至半夜凌晨一点，大家意犹未尽，旁边几桌牌桌也仍在酣战，我却早想睡觉了，连续七天的守灵，已经耗去了精力，正如父亲的最后，病重折磨，已是很不情愿地活了，睡了才好。可父亲可以走，我却仍不能睡，来客不走，我这个“主人”也不得安宁，尽管祭祀都与我无关，我也只须长跪着，不须想事，可也不能扫了来客的兴，更不能丢了大哥大姐的脸，我只好勉强坚持着，小孩子容易入睡，我似乎也真的跪着睡着了，葬礼的事竟然记不起来了。
他们把父亲的身埋葬了，连同我的心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