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孝文帝改革：汲取了哪些中原经验？
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占了很大篇幅的北魏孝文帝，即位时只有五岁，之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国家大事都是冯太后决定的。
冯太后虽然是宫女出身，但她祖上是北燕的王室。北燕虽然被灭，但迁到平城来的北燕权贵，仍然是一个很紧密的社交圈子，而且有自己的教育体系。
冯太后的文化教养甚至政治视野，可以说相当厉害，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拓跋鲜卑的男性贵族，说实话很多还是比较粗野的，就是会打仗，政治见识就很一般。
学习汉人官制
冯太后主持国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那可真是影响太深远了：
首先一个大名鼎鼎的，就是均田制。
均田最核心的意义，并不是说分给穷苦的农民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要增加当时官府的税收。
这个用意，皇帝的诏书里说得是非常直白的：“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就是人的精力没有用光，土地的出产没有最大化，这是不可以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不是说真的就属于农民了，实际上就类似于今天上班，单位里给你分了一台电脑，你用这台电脑干活，但电脑不是你的。
实行均田之后，可以大大提升官府的收入，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为什么北魏建国都将近一百年了，到这时候才均田呢？
其实是国家能力的问题，要实行均田，前提是掌握比较准确的土地和人口的数据，那就需要大量的基层公务人员，这批人要受过教育，识文断字，会做一点基础的几何、代数题。
当时的数学书是有传到今天的。当时的应用题，有兴趣可以做一下。
今有率户出绢三匹，依贫富欲以九等出之，令户各差除二丈。今有上上三十九户，上中二十四户，上下五十七户，中上三十一户，中中七十八户，中下四十三户，下上二十五户，下中七十六户，下下一十三户。问九等户，户各应出绢几何?（[北魏]《张邱建算经》）
大意：要求每户缴纳三匹布（四丈为一匹），根据贫富把民户分成九等，每低一等，可以少缴纳二丈。现有上上三十九户，上中二十四户，上下五十七户，中上三十一户，中中七十八户，中下四十三户，下上二十五户，下中七十六户，下下一十三户。请问九等户，每户各应出绢几何?
这是实行均田制之前，基层官吏应该能熟练解出的题。实行均田制后，要求还要更高一截。当然，北方的大平原土地比较平整，丈量土地对数学要求水平还比较低，要统治南方的话，要求就更高。
将近百年的时间，原来文化最落后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终于攒出了一支具备这种素质的官僚队伍，这才有了实行均田制的基础。
所以和均田制密切相关的，有所谓“三长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这叫三长。三长的职责，包括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赋税等等。
三长制对社会的管控，就相当深入了。原来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管理是非常粗放的，统计户口的时候，有时一户包括三五十家，几百口人。有研究者统计，实行了“三长制”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北魏掌握的人口，就增加了十五万户，六十万口。
税收大量增加之后，就可以给官员发工资了。原来北魏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你是这个地方的主政者，你拥有的是荣誉和地位，还要拿工资，就显得格局小了。
这是草原传统，或者说结构比较简单、没有繁多的公共事务的社会，都是这个传统。中国的西周、春秋是这样，古希腊的雅典在进入它的黄金时期之前也是。为什么雅典曾经要求公民的财产在多少以上，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因为当了执政官不但没有工资，还得经常往里贴钱，家里没矿，执政官是真当不起。
就是说，权贵才可以当官的时代，倒是不存在工资一说的。
反而是官场向更多人开放了，允许你进入官场更看重的是你的行政技能，而不是你既有的社会资源，这时再不发工资，官员贪污就会特别理直气壮。北魏前期的腐败就非常严重。
所以，给官员制定合理的薪资标准，是反腐败的前提。发了俸禄之后，北魏就开始反腐，而且律法定得特别严厉，最严的时候“赃满一匹者死”，受贿一匹布，就是死刑。
串起来看，均田制、三长制、俸禄制，构成了一种正向的循环，国家机器就高效运转起来了。
这套东西新鲜吗？谈不上多新鲜，很多内容还是当年商鞅变法的那一套，还是秦制。当然这一点也确实显得很难得：因为从东汉开始，秦制国家就一直运转得很不流畅，汉人很排斥，胡人暂时还学不会，到了北魏后期，终于又出现了秦制复兴的苗头。
中原经验的利与弊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半段，胡人和汉人的矛盾，一度是成为次要矛盾的。胡人和胡人之间，更加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关系，所以五胡之间的残杀，更加人头滚滚，北魏尤其是靠屠杀凶狠起家的。
像著名的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那是北魏崛起的国运之战，胜利后的处置就是把几万燕军全部杀光。后燕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国家，和北魏拓跋鲜卑，那是血浓于水的鲜卑兄弟；后燕皇帝慕容垂个人，还对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有大恩大德，但是屠杀见效的时候，北魏就是这么狠。
后来北魏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和南朝作战时，曾经给南朝将领写了封信，特别耐人寻味：
“我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臧质传》）
其中说到：我今天派来和你交战的，“尽非我国人”，都不是我拓跋鲜卑。
你的城东北的是丁零和匈奴，南边是氐人和羌人。丁零生活在常山、赵郡，你杀了他们，我的常山、赵郡就安定了；匈奴生活在并州，你杀了他们，我的并州就安定了；氐人、羌人生活在关中，你杀了他们，我的关中就安定了。
总之，你使劲杀。
可以想象别的少数民族，在北魏是什么处境。
写这封信是公元45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的二十年前。又是二十年过去，相比别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所以胡与胡的矛盾，又不是那么重要了。
而在国家治理的过程里，汉人慢慢发挥出优势。刚刚讲的改革内容，均田制、三长制、俸禄制，是纯技术性的，但在实际运作当中，显然就只能是汉人主导。
“汉化”这个说法，虽然我们这个课上还是用它，但是应该指出它确实是容易淡化事态演变的复杂性。其实可以换一个更中性的提法：汲取中原经验。这些经验是产生于中原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只属于中原，就类似我们今天也汲取西方经验，这些经验也不是只属于西方。
北魏其实一直在汲取中原经验，有些趋势实际上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汲取中原经验的第一步，就是改变游牧骑兵散兵游勇、情势稍稍不利就逃跑的习气，增强组织纪律性，掌握骑兵编队战术。
还有要尊重汉人的工匠，利用他们打造更锋利的武器、更坚固的装甲。当时战马也开始披甲了。没有庞大而且职业化的工匠队伍，提供不了足够的军工支持。
这是中原经验和擅长骑射的游牧传统相结合，实现了武力最大化。
接下来学习汉人的官制，对社会进行管控。武力强大了，征服了很多地方，没有管理就不能给官府带来财富，或者只能靠劫掠获得财富，那显然不可持续。
看欧亚大陆另一端，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的那些“王朝”“帝国”，往往也是建立不久就崩溃，原因就是没有像样的文官组织。秦汉的官僚组织之完备，基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就学习起来。
但是，已经汲取了大量财富之后，就注定要面对下一个中原经验：国都不能放在太偏远的地区。
官僚组织汲取社会财富，官僚组织是会不断自我膨胀的，也会消耗越来越多的财富。北魏还有一个庞大的权贵集团，权贵集团也是会不断膨胀的，多妻制模式下，权贵数量的增长速度是吓人的，更需要大量的财富来供养。
平城位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结合部，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但周边基本的生活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北魏在平城一带积聚了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其中还有越来越多的权贵，怎么养活这些人？
全国调度资源集中到平城来，物流成本极其高昂。李凭教授的《北魏平城时代》里，很详细考据了平城周边的道路建设状况，但古代条件下，再怎么建设，上限就在那里。
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关于饥荒的记载，是比较多的。显然，北魏慢慢养不起巨大的平城了，而且可以预测，会越来越养不起。
那么根据中原经验应该怎么做？
可以把首都放在长安、洛阳、邺城这样的传统大城市，最好是洛阳。当时长安是比较衰落的，地理位置也比较偏，养长安城也很费钱；邺城经济条件更好，但是缺乏文化底蕴；洛阳各方面看来最理想。
所以，北魏孝文帝要把都城东迁到洛阳，群臣当中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是最终也都同意了，这是丝毫不令人意外的，因为经济形势已经基本决定了，北魏必须要迁都了。
当然，不能说迁都没有北魏孝文帝的个人因素。
北京大学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一书中，非常精彩地梳理分析了孝文帝和冯太后的关系。不管孝文帝和冯太后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名义上的祖孙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嫡亲母子也好，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其实很难描述：
冯太后很强势，她深厚的汉文化教养和高明政治手腕，对孝文帝影响深远；可是她强大的控制欲又让孝文帝感到非常压抑，她放纵的男女关系又让孝文帝难以接受……这是真正的所谓“张力”，张力这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挪用来描述人际关系，指的是表面上很平静，但实际上处处紧绷的那种感觉。
罗新老师写道，冯太后去世后，又过了三年，“孝文帝终于意识到只有远离平城，长年笼罩在他头上的冯太后阴影才可能变得稀薄”。
也就是说，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的必须迁都，和孝文帝本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交汇了，立刻形成一种完美契合。
迁都洛阳后，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哪些改革？这是中学历史课重点强调的内容。中学历史课给大篇幅介绍的事，都是非同小可的事。
第一，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这条的主旨，其实主要不是汉化，是要完成一种从平城到洛阳的切割。
第二，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这是最典型最激进的汉化，语言和服饰的改变，会影响到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
第三，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孝文帝给“拓跋”找了一个特别高端的解释，说鲜卑语把“土”叫作“拓”，把“后”叫作“跋”。注意，这个后不是前後的後，而是皇后的后。
这个解释的意思是，拓跋就是“皇天后土”的“后土”，就是尊贵的大地的意思，象征大地的是黄色，拓跋氏是轩辕黄帝的后代。大地是万物的源头，所以拓跋氏改姓元。
别的鲜卑人也改姓，比如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纥豆陵氏为窦氏等等。
第四，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件事是汉化，也是划定一个很小的权贵圈子出来。对于划到圈子外面的鲜卑来说，固然是坏事；对于绝大多数汉人来说，更是坏事，汉化不汉化是你们权贵之间的交流，还不是一样骑在我们小老百姓的头上。
第五，教科书上没提，学者往往特别重视的，北魏的祭天仪式。
北魏君主即位，本来有个重要仪式是在国都的西郊祭天，只有鲜卑的少数权贵可以参加，迁都洛阳后，改为按照儒家礼制在南郊祭天。我国台湾学者康乐先生有一部讲北魏变革的书，书名就叫《从西郊到南郊》。
历史教科书对孝文帝的改革，评价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在正文当中，高度赞美：“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学习拓展部分也提到：“短时期内也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并且请同学们去查阅相关资料。
知识点二： 六镇之乱：北方为什么再次分裂？
北魏孝文帝时代进行的很多改革，其实是在文明太后冯氏的主持下推动的。文明太后去世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很多改革措施变得更加激进。
这场改革，从华夏文明史的高度上看，促进了民族融合，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从北魏政权的角度看，却是北魏由盛转衰的标志。
孝文帝东迁洛阳是公元493年。
公元523年，也就是仅仅过去三十年，爆发了六镇之乱，从此北方大乱。
到公元534年，北魏就分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此时距离迁都洛阳，四十一年而已。
一个稍微长寿一点的人，可以完整见证这段历史：东迁时感觉是在奔赴光明，将要重振这座有着辉煌历史的古都，然后果然看见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似的繁华，然后大崩溃，出现在眼前的是漫无边际的黑暗与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
北魏的腐化与危机
一方面，迁都洛阳之后，把控着朝廷的北魏的权贵阶层，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化了。
一系列改革之后，北魏官府强大的汲取能力，比当年东汉要强得多。三长制、均田制，都要求官府的管控真的深入基层，东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493年迁都洛阳，499年，北魏孝文帝就去世了，从此北魏再也没出过一个足够强势的皇帝。这么强大的汲取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踩刹车，让它少吸点民脂民膏，就没有人会踩刹车。
权贵腐败问题，一个强势的皇帝，都不一定管得了；弱势的皇帝，则肯定管不了。
国都在平城的时候，天下物资输送过去，运费是惊人的。迁到洛阳以后，省下来的运费都可以用来进行奢侈消费，可以供权贵挥霍的财富，比平城时代多太多了。
但再多财富也不够挥霍的。
三十年的时间，古代叫一世，就是一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的习俗，是早婚早育，三十年不止一代人。比如《魏书》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有儿子很晚，其实拓跋珪有儿子那年，是二十一岁，后来北魏皇帝，普遍是十五六岁、十三四岁就有儿子的，而且儿子的数量往往不少，一生十来个不叫事。皇帝如此，一般权贵也类似。
这就意味着什么？
三十年时间，洛阳城里已经生活着大量对平城时代完全没有记忆的年轻权贵，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是洛阳朝廷的主导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祖宗创业的艰难困苦与腥风血雨。
奢侈消费这事，攀比起来是没有极限的。这种风气一旦起来了，老辈是没有办法教育的，老登多嘴，不论古今中外，都是最讨人嫌而且无效的。
总之，不管是看正史记载，还是看《洛阳伽蓝记》之类的更多展现社会生活的书，都能感受到北魏的权贵真是烂透了。还可以看考古发现的文物，会觉得北魏权贵审美真好，但作为统治阶级确实烂透了。
其实这种腐化并不能简单认为是汉化。真的汉化，儒家讲道德自律，法家讲制度约束，虽然不是特别管用，但多少能有点用，也可以延缓腐化的速度。
而这些对北魏权贵来说都没啥影响，倒是学两晋门阀烧钱发癫，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就说：“西晋那个石崇，他很奢侈，我不遗憾我没见过他，他应该遗憾没见过我，因为我比他更奢侈！”所以就特别有“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的感觉。
洛阳权贵还普遍喜欢为了和佛教有关的事烧钱。一百多年前佛教还被当作对抗汉文化的工具，这会儿显然也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在和佛教有关的事上过分花钱，古文当中往往称为“佞佛”，奸佞的佞。对很多权贵来说，佞佛确实就是代表一种高级的文化消费，可以填补自己的空虚的内心。
边疆问题
第一个方面，迁都洛阳后，北魏权贵阶层腐化。
另一方面，北魏迁都洛阳这个中原古都，接下来当然也就不得不面对传统的中原困局。
还记得东汉的时候首都放在洛阳，特别头痛什么问题吗？边疆问题，西部地区受歧视。
北魏把首都迁到洛阳，仍然要头痛边疆问题。只不过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关陇了，而是恰恰就出在拓跋鲜卑当年崛起的地方，阴山脚下。
当年，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阴山北面留下了一支精锐，对草原上的柔然等游牧民族保持震慑，后来发展为六个强大的军镇，号称六镇。
都城在平城时，朝廷里的权贵和六镇军人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距离也不远嘛。在平城长大的孝文帝，身上也不乏鲜卑军人的英武气质。
中学历史教材上引用了一大段《魏书》上赞美北魏孝文帝有多么精通汉文化的话，省略号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这话特别好玩：
“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
说孝文帝膂力惊人，十岁的时候手指一弹，就能够把羊的前腿骨弹碎了；至于射箭，更是指哪儿打哪儿，射啥啥死。史书这么写肯定夸张了，但力气大箭法准，大概是事实。
但迁都洛阳后就不一样了。
任何时代的权贵，总是不希望把自己的圈子搞得太大的。所以洛阳的权贵圈，就开始排斥边疆上的武人集团。
这事本质上是朝廷和边疆的问题，是古代中原王朝历朝历代都难以摆脱的梦魇，但北魏问题确实比别的很多时代都严重。
第一，洛阳的权贵和边疆六镇的军人血缘关系并不疏远，这种血缘上的接近感和境遇上的天差地远，特别容易引起嫉妒和愤怒情绪。很多人是这种心态：世界首富再有钱，和他没关系；同学混得特别好，自己很悲惨，心理上就很难接受。
第二，洛阳权贵的腐化，披着一张汉化的皮。于是特别容易被煽动成民族矛盾。
于是不出意外地意外果然又来了，边疆和朝廷的矛盾再次爆发，又一次繁华起来的洛阳城，迎来又一次毁灭。
六镇之乱
不过开始的时候情况也没有特别严重，六镇当中最强大的两个镇，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和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核心力量并没有反。
这两个镇为什么重要？因为贯通阴山的最重要的两条通道，一条叫呼延谷，一条叫阴山白道，怀朔就在呼延谷道的北边出口，武川就在阴山白道的北边出口。最重要的军镇，一定在最关键的地理位置上。因为重要，待遇也相对好一些，所以开始这两个镇还是在朝廷一边的。
所以第一波叛乱，算是很快平定了。
这时候，也不能说北魏朝廷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朝廷。朝廷了解到六镇军民中很多人是因为饥荒，没饭吃了才反的，于是同意六镇军民到河北“就食”，也就是去自己找吃的。
把河北的粮食运到阴山脚下去，去喂几十万张吃饭的嘴，运费贵；让这些吃饭的嘴到河北来，更划算。这类举措，以前汉人王朝也没少干。
这个道理似乎也不离谱，但是北魏朝廷忽略了两件事。
第一，河北地区的经济情势也不好。
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之后，官府的汲取能力是超强的，粮食都在官府的粮仓里，但民间的储备粮非常有限。河北民间没有接待六镇军民的能力，朝廷安置六镇军民的配套政策，却没有跟上，你这不是让人换个地方挨饿吗？
第二，六镇和河北地区的居民，隔阂很深。
在边塞上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的六镇军民，到河北后抢劫起来没什么心理障碍。
于是叛乱再起，这次叛乱不是在六镇这样的边疆了，而是在人口众多的北魏腹地。而且这一次，怀朔镇和武川镇的军人，也反了。
经过几轮洗牌，北魏皇室和朝廷百官被屠杀了两千余人，北魏中央政权崩溃。出身怀朔镇的高欢和出身武川镇的宇文泰，分别控制了北魏的东部和西部疆域。
高欢的族裔，有说是鲜卑人，有说是鲜卑化的汉人，也有说是高丽人的。这个问题历来争论很多。其实不论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还是冒充汉族渤海名门高氏的鲜卑人，都说明在当时这种混合的身份，是有利的。
高欢和六镇人交流，都说鲜卑语，但强调对汉人百姓不能一味伤害。高欢被推举为领袖时，就特别强调：“不得欺汉儿。”不要欺负汉人，注意，“汉儿”虽然是个蔑称，但这是文献中“汉”指汉族而不是汉朝的最早的例证。
高欢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的奴隶，男的为你种地，女的为你纺织，汉人供你的吃穿，你才得温饱，你为什么要欺负他们呢？”
高欢又对汉人说：“鲜卑人是你们养的门客，他们从你这里拿了一点吃穿，就为你们打强盗，保你的安宁，你为什么要恨他们呢？”
他采用的是这么一种调和策略。
再说控制西部疆域的宇文泰，他出身鲜卑宇文部。汉代以来，鲜卑人内战可以说很激烈：慕容鲜卑灭了宇文鲜卑，拓跋鲜卑又打残了慕容鲜卑。北魏时代，宇文鲜卑并没有什么地位，对拓跋鲜卑的仇恨也不低。
前面讲神话的时候提过，拓跋鲜卑自称轩辕黄帝的后代，宇文鲜卑则自称炎帝神农氏的后代，表示大家有点亲，又不是那么亲，你祖宗还对不起我祖宗。
宇文泰发迹，比高欢要晚，六镇之乱以来，他虽然也换过几次立场，但总体上算是站在北魏朝廷一边的。
朝廷派兵去镇压西部关陇地区的叛乱，宇文泰参与其中，当时他还不是主帅，只能勉强算高级将领之一。叛乱平定后，关陇地区的几个军事集团互相残杀，宇文泰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关陇地区的实际主政者。
公元534年，原来被高欢控制的北魏皇帝，逃到了宇文泰这里。于是高欢另外立了一个皇帝。年底，宇文泰觉得高欢那边逃来的皇帝不太好控制，于是把他毒死，也另外立了一个皇帝。
这时，两边都供着一个皇帝，国号仍然都是魏，所以史称东魏和西魏。当然，两边的皇帝都是傀儡，实权在高欢和宇文泰手里。
东魏和西魏并不觉得彼此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是互相不承认对方，因此势不两立。高欢和宇文泰要争个高下，两边打了若干场大战。
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大战，是我们熟悉的老剧本了，经济上东部强，军事上西部拥有巨大的地理优势。
东边的高欢很想趁着自己手下掌握着比西边的宇文泰更多的六镇精锐的时机，尽快把宇文泰灭掉，结果公元546年玉壁大战，高欢围城五十天，用尽一切办法，还是无法攻取位于山西省运城盆地的玉壁城。
史书记载，这一战高欢麾下死了七万将士。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这里看见断崖处白骨森然。
最后高欢不得不撤兵，不久后去世了，临死之前，高欢让人唱《敕勒歌》，就是那首著名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高欢的死，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让一个政权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众多繁华富庶的城市，化为一片片焦土，无数百姓因此肝脑涂地、流离失所。
但这个政权，却并非东魏或者西魏，而是一片看起来和高欢没什么关系，和敕勒川隔着千山万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