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是中国古代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甲骨文的出土，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向前推进至商朝，并随之产生了一门新学科“甲骨学”。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甲骨展厅，曾评选出全世界对甲骨学贡献最突出的25名学者。其中一人，是台湾学者许进雄。
殷墟甲骨文碑林
许进雄先生一生致力于甲骨学、文字学、文物学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1960年，许进雄怀揣对汉字的浓厚兴趣，考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学习研究。硕士毕业时，他得到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任职的机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十分有名，可以说是除中国外，中国文物藏品最丰富的十大收藏地之一，更藏有许多独一无二的中国文物。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那段时间，许进雄一边承担着筹划博物馆多种多样的展览主题的工作，一边继续在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学系进修博士学位，整理研究学校收藏的甲骨材料。这段经历，给他带来了对汉字与文物多学科交叉整合的新体验。1996年，许进雄重回台湾，先后在台湾大学、世新大学任教，教材是他亲自编写的一部关于中国文物的通识。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正是由这部教材重新编撰而来。这套书一共四本，以甲骨汉字为主线，将世界级博物馆典藏的中国文物分为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四部分。从珍贵文物着手，结合汉字的起源，重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与文化。
汉字与文物的相互印证
想要探究一种文明，自然绕不开它的起源。文字的出现，就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古文字学的开山之作《说文解字》中，许慎就整理过前人对汉字起源的看法。书中记载，汉字起源分为几个阶段：
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背着“河图”从黄河出现，有神龟背着“洛书”从洛水出现，伏羲据此作八卦（表意符号）。随后，神农氏利用结绳记事。黄帝的史官仓颉，又受到鸟兽蹄印的启发，创造了文字、契刻两种记事方法。在三王五帝的过程中，汉字不断发展变化，即“改易殊体”。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是由图画逐渐演化而来。先民根据实物勾勒出图画，创作出古文字的形体结构。而古文字就像“活化石”，真实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通过古文字与文物的相互印证，人们就能推测出文字产生的年代。
在《汉字与文物的故事：战国重金属之歌》中，许进雄先生提到了青铜酒器“爵”。甲骨文中，“爵”字有几个特征：有流，流上有柱；空腹，腹旁有耳或把手，腹下有支脚。而这样的爵，常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或者商代早期的文物中，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几乎消失。可以推测，“爵”字很可能出现在二里头时期，一直沿用在商代甲骨文之中。
此外，在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带有刻画符合的文物，也是追寻汉字起源的重要资料。
文物的背后，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古代社会生活图景
许进雄先生曾说，许多介绍中国文物的著作大多专注于文物的基本信息，但是他更希望人们能更多地了解文物背后所隐含的生活和社会意义。比如，从大汶口的象牙梳子，谈到甲骨文“姬”字，再谈到贵族身份；从唐代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绢画，谈到中国鹿皮和婚礼的习俗，以及古时候台湾居民与汉族的关系等等。《汉字与文物的故事》从多种角度切入，做出综合性的诠释，为读者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古代社会生活图景。
1.最早的崇拜与信仰
现存的很多石器、陶器、青铜器、岩画等文物，有很多纹饰图案与图腾崇拜有关，可以说这种崇拜就是人类祖先最早的信仰。
在《汉字与文物的故事：回到石器时代》中，讲述了以石头作为原料制作工具的远古时代。红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件动物玉雕，形状很像玉玦。这个动物的形象很奇特，头部像猪，身形像龙。但是在甲骨文中，“龙”字头部和尾部一定是相反的方向。而这个玉雕却是头尾相向，身体卷曲，与甲骨文中的“肙”字相似。
甲骨卜辞中有“有疾身，不其肙”，意思是“身体得了疾病，不能去除吗？”其实，“肙”在《说文解字》中的含义是蚊子的幼虫。古人认为，蚊子吸血不仅会痛，还会传染疾病，且不容易扑灭，最好在幼虫时消灭它才行。久而久之，“肙”就有了“消除”的含义。当时的人们佩戴这块玉雕，正是为了祈求吉祥护身。
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过一个鸟型的玉雕，这个鸟图腾代表着医治疾病。有趣的是，我们的文化中也有着鸟身人面的扁鹊医术高超的传说。将这种玉雕佩戴在身上，也是表达了古人祈求健康的心愿。
2.阶级差别下的陪葬制度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角色越发复杂。在分辨古代社会的不同角色的过程中，文物则是界定的重要标志。
居无定所、渔猎为生的远古人，没有什么财物，自然也不会有陪葬的概念。当社会出现阶级差别之后，人们希望能够继续享受生前的财富与地位，于是会用生前喜爱的物品陪葬。而斥巨资制作陪葬品，也是主人彰显炫耀自己的一种方式。
商周时期，陪葬制度很普遍，陪葬物大多是模仿礼器、日用品、人物和家畜等等。当时，鼎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的日用品。但青铜鼎却是祭祀鬼神的高贵礼器，也是贵族权利地位的象征。在周代的随葬制度中，就明确界定了国君享九鼎八簋，诸侯享七鼎六簋，大夫享五鼎四簋，士享三鼎二簋。
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
到了秦汉时期，陪葬制度更为流行。许多模型的明器都可以凭个人财力来任意购买，但是像车舆、马骑、武士等有阶级属性的明器，就需要主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1974年，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就震惊了全世界。比真人还高的士兵，服饰表情各异，有序地排列在坑道中，重现了秦国的威武之师，不愧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唐代的明器，制作更加考究。不像之前的素胎、单彩釉陶，唐代人在一件明器上会施用黄、绿、褐、蓝等多种斑斓色彩，所以唐代明器也被人们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类型丰富多样，形象生动逼真，不但充满艺术气息，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风貌。
3.先民居地记忆
因随葬制度保留下来的珍贵物品，也是一种先民居地记忆的痕迹。在《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返来长安过》一书中，许进雄先生重点介绍了秦汉唐的陶俑明器。
中国文物的人物塑造，与西方不同。西方常以英雄人物为主题进行塑造，而中国文物塑造的形象大多是下层阶级的人物。而秦始皇作为帝王，是最高阶级，所以秦始皇兵马俑中出现了地位很高的将军形象，以及高级武士、步兵、骑兵、车兵、弩兵等各种形象。
这些士兵形象，可以让我们对秦代的衣冠形制有进一步了解。这些兵佣的衣服有多层下摆，我们可以推测里面穿着厚重温暖的齐膝长袍，外面罩着短战袍，最后套上用甲片密密缀缝的铠甲。而甲骨文中，“卒”字正是用很多甲片连缀起来的衣服的样子。西周之前，只有高级军官可以穿着甲胄，但是之后甲胄逐渐成为士兵的普遍装备，而“卒”字的意义也转变为称呼普通的士兵。
到了汉代，陶俑逐渐转为生活场景居多。比如，在两汉魏晋时期人们喜爱玩六博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走棋游戏，人们通过掷骰子，按点数依线路行走，谁先到达终点谁就取胜。而出土的汉代六博陶俑，也是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的样子。这种陶俑，也表达了汉代人祈求欢愉、长寿的意义。
汉代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所以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有飞剑、马戏、寻撞、投壶、杂技等等。比如杂技，属于百戏之一，重在力与巧的配合。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杂技人会在人群聚集的水井边表演，而随时会掉落井中的危险，又为观众添加了一份刺激感。古人希望把这项喜爱的娱乐节目带去来世继续享受，于是塑造了杂技俑，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
4.古人智慧的彰显
英文中，瓷器（china）和中国（China）同为一词，可见瓷器的精美绝伦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而瓷器也彰显了中国祖先的聪明智慧。早在商代中期就曾出现瓷器，但是当时工艺尚且粗糙。直到宋代，瓷业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随着瓷器的质量大为提高，西方人将从宋代开始的瓷器，才算作真瓷器。《汉字与文物的故事：紫禁城外一抹清脆》就聚焦在宋、元、明、清的精美瓷器。
宋代有五大名窑。定窑，以象牙白的颜色为主，在胎体上印花是它的一大特色。定窑工匠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支圈覆烧法，但是这样烧制的瓷器口沿上是无釉的，也被称为“芒口”。因为“定瓷有芒，不堪用”，北宋宫廷改用汝窑。不过，定窑工匠随后想到一个新办法，在芒口包镶上一圈金银，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使瓷器更有格调。
汝窑，大多是天青的釉色，就像雨后天空一般，瓷器的釉面上常有细小的开片。汝窑的工匠为了提高瓷器颜值，会将瓷器底部尽量全部上釉色，然后用细小支钉撑住底部，烧成后再敲掉支钉。这样，瓷器底部会留下芝麻大小的断痕。
官窑，是北宋灭亡、皇室南迁后应运而生的。官窑的釉色，与汝窑相似，有张牙舞爪的大开片。同时，瓷器的底足颜色较深，像铁一样，口沿处有隐隐的紫色，所以又称“紫口铁足”。
钧窑，与其他窑的最大不同在于颜色。其中，紫红釉色最为独特。钧窑的工匠会在蓝釉层上再涂一些红釉，这样在烧制时两种颜色会流淌交融，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的样子。可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哥窑，虽然有名，但是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十分神秘。这里产出的瓷器开片粗细深浅不同，粗的呈黑色，细的呈金色，因此被称为“金丝铁线”或“文武片”。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就像架起了一座中华文物的初学桥梁，帮助我们多角度透视，探究文物背后的深意。从文物的铭文，来研究制作的历史背景和故事，以物鉴史；从鼎的作用，延伸至金属成分，挖掘当时的金属工艺；从不同的纹饰造型，来分析当时人们的艺术审美。可以说，中国文物不仅是我们祖先智慧与精神的实物见证，背后承载的故事更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