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我最喜欢的脱口秀综艺节目上映了，我发现女性脱口秀演员明显增多，关于女性的话题也越来越得到关注。
房主任说：“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
杨蒙恩说：“女演员不停地上桌，男演员不停地上炕。”
步惊云成为俱乐部的老板之后，有人问她：“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知道所有的女性已经厌烦这个问题以及它背后的一切意图。步惊云说：“你指望我怎么回答？我建议你去问个别男老板，‘你是怎么平衡几个家庭？’”
当一个问题成为了只针对女性的提问，就构成了一种微侵略（Microaggression）。这些问题看似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背后是潜移默化的偏见。一件事对男人不构成困扰，但对女人构成困扰，那么大家就认为女人更有“义务”解决这种困扰。没有人问男老板“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因为大家都默认了男老板只用挣钱，而他的背后会有人为他打理家庭事务。
1996年，社会与心理学家Peter Glick和Susan Fiske指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别歧视。一种是敌意型性别歧视：对女性的贬低、打压、消极态度。另一种是善意型性别歧视：语气温和，表面上看起来友好，实则以“保护”“关爱”之名把女性放进柔弱、依赖、家庭化的角色框架之中。
“女孩子，别太拼。”
“女孩子别做医生，压力大，对身体不好。”
“女生别太锋芒毕露。”
当社会以这样一种姿态“保护”女性，自然也削弱了她们的成长空间。女性持续性地被社会影响，她们潜移默化地选择了退让，不去挑战规则，不去追求平等。
我厌倦那种所谓的天生“女职”和“母职”，我听过女性主义者艾玛·沃森的演讲，女性应该是她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她们可以野心勃勃，也可以特立独行。我的母亲是从田间地头走向城市的那一代女性，她们在职场上承担重要角色，甚至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但是她们在无偿家务和情绪劳动上的负担并没有减少，相反让更多的男性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的平均家务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两倍；在育儿方面，主要由母亲承担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的分别占76.1%、67.5%和63.6%。这些数字已经很令人心酸，但更隐蔽的伤害是：这些任务不仅不被认可，反而被当作天生属于女性的义务，因为女性“更擅长”，所以无从逃避、没有终点。
反观我周围的女性，她们跟我讨论孩子的养育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我总是会反问一句话：“孩子的爸爸跟你有过同样的担忧吗？”答案是否定的，每一个缺席的父亲背后都有一个无比忧虑的母亲，女性的过度付出更加滋养了男性的“无忧无虑”。而最后她们只能无力地回答：“我不管，又有谁来管呢？”
近两年，社交媒体上“独居女性生存攻略”爆火，讨论主题从理财到法律，从心理成长到养老规划。女性越来越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主要目标。她们不再等待他人的照护，而是亲手建立属于自己的安全网。女性读研的比例从1999年的36.5%上升到2019年的55.1%，越来越多的女性关心的是个人价值和学术理想，而并不是成为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毕竟，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