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热闹，小时候我参加过老家村子的秧歌队。秧歌队是自发组织的，要求每家必须出一个人。谁家不出人，就把家长名字写在纸上放到庙里的香炉前。生产队的威力不大，只能给村庙里的神仙告状。我就当个人去应付差事。
村里的秧歌简单，学会走“十”字就行了。没有服装，穿自己的衣服。要求女队员红棉袄，男的黑棉袄拢白毛巾。我妈年年给我缝新棉袄，红绸子的。两个妹妹常穿我淘汰的旧棉袄。她们不服气，我妈说，明年谁扭秧歌给谁缝新的。
参加村里的秧歌队也有好处，时不时发烟和糖果。开学前给每个人发一个铅笔和皮封面笔记本。作为报酬，有时候还发点钱。我扭秧歌，我妈跟着看热闹。我妈从人群里挤到前面，主要是看我，顺便装我得到的糖果。晚上秧歌结束，还要领我回家。
我们老家有一个讲究，正月锣鼓进院避邪，一年平安顺利。只要条件允许，家家都请秧歌。请秧歌要准备招待村邻的糖果和香烟。光景殷实的人家拌了凉菜还暖了烧酒。秧歌队来了放到家里炕上，由族里亲近的人代替主家散烟发糖敬酒。
村里送秧歌颇有讲究，秧歌队派专人发请柬联络，提前约定送秧歌的人家，并且规划好线路。白天送邻村，晚上送自己村里。规划线路先是队干部家，下来是有工作的干部家，最后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家。
我父母都是老牌高中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回乡务农的。我父亲原来有工作，因为我爷爷是“四类分子”，被下放回老家的。他们很在乎送秧歌的顺序，可是从来没有被排到前面。哪怕我们院子就在进村第一家，也被排在中间位置。
不知道别人家的情况，我父母接到送秧歌的排序，总是很失落。有时候又互相安慰。当时我心里想，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村子，给父母脸上争光。后来我哥在县政府工作，常给村邻帮忙。秧歌队要给我们家排第一，我父母反而谦虚地推让掉。他们在乎的是一种认可和肯定。
虽然我们的秧歌队不讲究，但是开始送上秧歌转却是热闹非凡。村里秧歌的重点在唱，唱词结合请秧歌人家的实际情况发挥。多是七个字的句子，夸人家勤劳致富，新媳妇长得俊又能干，实在没有新的内容，多子多福母慈子孝也能夸。
村里秧歌队有好几个人会唱。我四爸四妈爱文艺，年轻时四爸是秧歌头，四妈唱秧歌。四爸是看四妈扭秧歌时相亲成的夫妻，一辈子夫唱夫随，四妈却被村里人背后笑话。四爸四妈不管别人怎么说，高高兴兴扭秧歌。这一点很难得。
唱秧歌除了现编唱词，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女看娘》、《说反话》和《做活天》等段子风趣幽默，耐人寻味。有一个段子叫《对花》，一问一答，颂扬十二种植物花卉。有时候也能唱流行歌曲，我小姑就独唱过《绣金匾》。
看了一圈秧歌，村子里谁家新院子大，谁家卫生好，谁家光景好一目了然。正月十三前送完邻村和自己村的秧歌，队伍休整好去庙里敬神。神仙们护佑着一方平安，献上最后的压轴戏。先是药王庙，后是村庙。不管喜欢不喜欢，全村人出动凑场。
我们村里的秧歌水平低，从来不参加县城汇演。十五前秧歌队公布账务鸣锣收鼓。还有年轻人余味未尽，现场踢打一阵。简单的道具和锣鼓家伙放在可靠的人家保管起来。要想扭秧歌，要想看秧歌都得等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