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是临时工，我不干了。我一边走着，心中对父母不满的情绪在爆发，小时一幕幕场景再现。在我六七岁时就开始学会做饭，有一天突发奇想，对邻居几位大奶们说，用院里种的丝瓜包饺子。等父亲母亲回来给他们个惊喜。所以说临到老了，才知道“老要张狂少要稳”这句话是多么精辟。父母是喜了，但受累的是我，从此熬高梁米粥蒸发糕烙饼等，这些光荣的使命就自然而然落在头上。谁叫咱没事穷得瑟啊！
那时候很厌烦父亲他们喝酒的，因为喝到中途酒不够的话，打酒这个倒霉活就是我的事。那时没有这么多超市，别说超市，私人小卖部都没有。夜间能买到酒的地方有水泥商店，东头商店，公园商店，铁路商店等几处。化工五厂那边应该也有，但因为路远，所以对那边业务不熟。
想想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漆黑的夜晚拎个酒瓶子，孤零零走在铁路上，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好在那时没有人贩子，因为首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主要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铁拳能把人贩子轰到渣都不剩。
虽然打酒心情就不好了。但一想到炒鸡蛋和油炸花生米，舔舔嘴唇着实令人馋的慌，大人们喝酒一定是很惬意的事情。
弟弟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刚开始喝奶粉。后来改喝牛奶，去二队奶牛场打奶。刚开始父亲带我两天，以后就把打奶的重大事项放权给我。成功没有奖励，失败挨打的惩罚是逃避不了的。不分春夏秋冬，四五点钟就去排队，回来时把奶瓶捂在怀里，到家还得熬熟。后来时间长了，负责给我们打奶的周叔和杨姨让我多预备一个瓶子，他们预先打好给我留着。以至于后来周叔儿子傻平遇见我，朝我要零花钱时，我都毫不犹豫的掏给他。
实际我心里窝火的根源，还是因为没能去当兵。现在想来即使我报名体检都合格了，最后到政审这个环节也不好说。虽然这时正在拨乱反正，大范围的在平反，可是爷爷“托派”的帽子还在头上扣着。再者说什么事情搁我身上，都是好事不灵坏事灵的。
想奶奶的心情此时特别强烈，想到奶奶身边撒撒娇解解闷，来驱散心中的阴霾。去了趟火车站，看了看去青岛的火车票，想买可惜兜里没钱。怎么办？家离火车站不远的常爷爷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
父亲后来拜师学过抹灰工，他的师傅就是常爷爷。常爷爷老家也是山东的，对我特别好。零食玩具枪什么的经常给我买，这些不但俘虏了我，还让我感觉爷爷辈那种对晚辈的爱。我来到常爷爷家，常爷爷没有在家，教我半年抹灰的大叔在家。也算我师傅的大叔问我是不是有事？我谎称家里有事来借钱。因为平时家里这样的事情，几乎都是我出面办理。这次我利用了他们平时对我的信印，原来的诚信分要毁于一旦啦！
钱的数额我记不得了，反正这些钱足够让我能见到奶奶。当坐上三棵树到青岛的列车，我在想父亲母亲肯定着急。但不会像现在的父母那样着急，因为那时孩子们从小就散养，有一定的应变和生存能力。不像现在这些圈养的孩子们，除了学习补课打游戏外，其它的能力很差。
父母急也没办法，开弓没有回头箭，到青岛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