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家庭环境和师友讲习的熏陶，苏轼接触佛、道两家思想的时间比较早。这对他一生的思想言行和处世心态，有着非常隐蔽而深刻的影响。
佛、道两家视人生如梦幻的思想，在苏轼年少的心里早已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使他对世事的飘忽变幻和人生的偶然无常，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当他与弟弟和父亲一道赴京师应试而名震朝野时，忽然传来了母亲病故的消息，父子三人匆忙离京奔丧。归家后所见，已是一片人亡家破的荒凉景象。在服母丧期满而启程还朝时，苏轼于《浰阳早发》一诗中写道：“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已对自己追求的仕途功名产生了怀疑，有一种人生荣枯难料的虚无之感。
当苏轼再次踏上仕途，路过以前与弟弟赴京应试时住过的渑池县，得知所投宿寺庙的僧人奉闲已圆寂归天，当年兄弟俩留在僧舍壁上的题字也看不清了。一种岁月飘忽、生死难定的虚无缥纱之感油然而生，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里抒发了这样一种人生感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几句诗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作者性情本色的神逸之作，蕴含着某种彻悟人生底蕴的禅机，为后代无数中国文士所喜爱。清人查慎行在为苏轼的这几句诗作注时，引禅宗天衣义怀禅师教人参悟之语为说，即：“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用鸿雁飞过空中时，无意间留影迹于水中的意象，喻示世间万物的虚幻不实和似有而非真，要人摆脱一切执着和迷妄，以无住无念之本心，对待世间万物的迁流不息、生灭无常。这与苏轼所说的空中鸿雁偶然于雪泥上留印迹，飞时不计东西，意思是很相近的。或者说，在苏轼以雁喻人所表达的人生体验中，已清楚透露出他早年受释老空无思想影响的消息。
正因为如此，在苏轼刚踏上仕途，任凤翔签判时，本应一展其治世济民宏愿的他，却对宣扬出世哲学的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凤翔八观》第四首的《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表达了对佛教著名人物维摩居士的神往，以为“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在凤翔任职期间，他开始向同事王大年学习佛法，如他在《王大年哀辞》中所说：“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但这只是苏轼正式习佛的一个开端。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朝中任职，不久因政见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不合，被迫离开京师，出任杭州通判。到杭州后，他遍游江南名山寺庙，广泛地与禅师和诗僧交往，成为著名僧人的方外之交。当时与苏轼交往较密、被他敬为师友的僧人有：海月法师慧辨、辩才法师元净、大觉禅师怀琏、佛日禅师契嵩、了元禅师佛印，以及诗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参寥等。苏轼在《海月辨公真赞》里说，每当他与法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可以从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和解脱。这是他热衷于与僧人交往，主动接受佛家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轼的习佛，并不以超然玄悟的出世间法为目的，而是想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以便自己在变幻无常的人生历程和风浪险恶的政治生活中，求得身心的清净和安宁。随缘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做到进退有据，在充满不平和烦恼的现世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脱情怀和安宁心境。而佛学的某些看待人生问题的观点，特别是禅宗的解脱方法，是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的。
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睿智的苏轼就已预感到了政治风浪的险恶和命运之神的飘忽无常。他原以为自己离开朝中政治斗争的漩涡，出外任地方官，优游山水，访僧谈禅，即能避开社会政治的纷扰。然而愈演愈烈的党争，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在《百步洪》诗中，他以急流飞舟的描写，暗喻“险中得乐虽一快”的政治生活，透露出诗人对党争将导致的社会政治动乱的感慨，涛声喧哗中已有一片空漠之感。人生短暂而仕途忧患日深，怎么办才好？苏轼在诗中说：“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所谓“无所住”，本于《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以无住为本”，意思是要保持性自清净的“本心”和“实相”，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不为外物所动。这样才能超然于纷纭世态之上，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
据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说，苏轼读释氏书而能“深悟实相”，还是在他谪居黄州之后。也许只有真正在人世间经历过生死体验和种种人生磨难的人，才会对佛教那种视人生如苦海、似梦幻，为摆脱烦恼而寻求解脱良方的出世哲学产生深刻的内心共鸣。更何况苏轼戴罪流放到黄州后，许多官场上的亲朋好友都与他断绝了音信往来，生怕由此得罪了朝廷，于自己的仕途不利。在苏轼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理解。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过去结识的一些释、老方面的朋友，却不远千里寄信来问候，情义之厚，胜过平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苏轼不由得感叹道：“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与参寥子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苏轼才把佛法的清心、节欲、慈悲为怀，看作是优良人格的德行，认为是人的“聪明”和“德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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