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吃过年夜饭，去哥家走了一圈回来后，早早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带上耳麦，一遍一遍听着赵雷的《阿刁》，疲惫索然，很想说说这个淡淡的年味。电话突然响起了陌生的号码，我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儿，因为我的电话很难响起，还是一个陌生号码。接通电话，那头一个小孩的声音，他说，陈老师，新年快乐。我说，谢谢了，你也新年快乐哦。他说，陈老师，你那边是不是也有好多的烟花哦，我这边好多。我附和着说，嗯，我这边也有很多，好美的。他说，我在看烟花，真的好美，我做完作业了，好想开学哦。我说，嗯，那你要开开心心哦，然后相互再见挂了电话。好羡慕小孩们的纯真灿烂。
小时候总是数着天数等着年来到，一进小年，就揣着两大裤兜的鞭炮，走到哪里都要时不时地在手上点燃一个然后使劲地扔出去，欢快地听呯一声。还满街地去追着伙伴们，羡慕谁有一把玩具枪，围着久久地讨要玩耍一会儿。焦急地等着家里杀猪，主要是一定要把猪尿包吹得像气球一样然后用细线牵着满街的跑。打粑粑了，蒸汽腾腾的堂屋里大人们使劲地轮着大木锤，槽里烫手的粑粑四处飞溅，还开心地在大人中间穿来跑去捡起地上的粑粑又扔回槽里，还学着大人说着落地不沾灰什么的。接着就是磨豆腐了，守着一天就是为了能喝上一碗豆花，晚上可以吃一锅翻着浓稠泡泡的豆渣。
最重要的是赶年场了，也是到除夕的最后一次赶集。早上要起一个大早，囫囵地随便吃一点早餐，然后就和爸爸妈妈去赶集了。要是爸爸妈妈不许去，那一定是要伤心难过地哭好久的。路上人流络绎不绝，人们都是拿着扁担挑起两只口袋，相互打着和蔼的招呼，似乎是要买一年用到头的东西一样。到了集市上，四面八方的人们蜂拥而至，水泄不通。人们都是拼命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塞入烟花炮竹，红纸门神，蛋糕糖果，肉类蔬菜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货，好像过了年就不准赶集了似的。我紧紧地揣着五毛钱，挤进铜墙般的人群，也是什么好玩的都要去看一下摸一下，最后买上一盒大人叮嘱等过年了才可以放的烟花一类的鞭炮，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和爸爸妈妈约定的地方等他们回来。
那时大年初一清晨，约起小伙伴们穿着新衣服一家一家地去拜年，等大人们热情地分好多好多的糖果瓜子，然后背上满满的一袋开开心心地回家。渐渐长大后，过年帮着妈妈磨豆腐，煮豆豉，做甜酒。还要拿一天来大家一起杀猪，还挨家挨户相互帮忙打粑粑。到了除夕那天要起一个大早，房前屋后打扫卫生，每一个门窗贴上春联窗花门神。做精致的饭菜，妈妈说那叫摆盘子，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傍晚才算收拾好了，然后一家人围着温暖的火炉热热闹闹的过年了。
这些年来，太多的不如意，没有出息的我只得放下自尊，在身边人的浮躁和愤怒中委曲求全，小丑般表演笑声欲盖弥彰拮据的忧愁和憔悴。也曾经壮心不已地期待在人情世故中找到一点点的归属存在，然而，情商为负数的我得到太多的失落惆怅。真挚坦荡敌不过势利圆滑的冷眼嘲笑。慢慢地，不由多了很多自我封闭的懦怯，少了很多洒脱随心的执着。希望美好和现实世界之间渐渐地筑起了一座分离的高墙，我望墙而叹，我畏惧逾越到随心随性，它规范着我的生存。每天都像流水线的机器一般走着重复的来回路径，日子茫然单调而又空洞乏味。生活变得像被驱赶的老黄牛，沿着设定的目标，懒散无力地走着固定的线路，慢慢地让人生消磨殆尽。年的味道也随之熟视无睹。
那天回到家，爸爸妈妈说快过年了，家里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我说没事的，星期天赶年场我去买一些就行了。星期天一早来到集市上，行人比肩继踵，人声鼎沸。随便询问豌豆的价格，贵得离谱，可人们还是争相购买。超市里更是欢歌轻唱，红灯笼高挂，年味实足。人们蜂涌在超市里排着长长的队伍选购一车车的年货，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只有我邋遢孤单地不知所措，街上还遇见了几次熟人热情地和我招呼。我两手空空，遗忘了过年欢乐的味道，不知道该怎么把欢乐找出来，好像什么对于我都可有可无，什么都无关紧要，懒散地以为过年不就吃顿饭吗。我寂寞地对自己说，先回去休息哈再来吧。傍晚时分，我随便的在超市买了些平时常常买的酒水蔬菜回到家，爸爸妈妈说还好你弟弟也去赶集了，买了很多回来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被体制化了？你的上帝在哪里”。除夕零点整，随着隆隆的响声，漫天璀璨的烟火在黑暗的夜空中炸开。我想，其实年味并没有变，变的只是我失去了热情，丢掉了冀望，随波逐流而又心怀愤懑。人的一生只是一次无聊长途旅行，所有的终将化为虚无，但原途也是美丽风景吧，何必执着于终点的漫无目的呢。我所做的偶尔跛脚肤浅地表达了自己，撕裂自我，只是在追寻和记住某些已经失去的东西，让明天的我依然坚强，能像蒂姆·罗宾斯饰演的安迪一样自由拥抱风雨，热爱自己，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