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情偶记
农村妇女朱桂英不识字，但开朗、麻利、泼辣，像个男孩。当姑娘时跟父亲学会了烧菜，是生产队里队里的厨师。嫁的男人姓何，是个残疾，只有一条腿。走路靠拐，出行却能骑自行车。据说是当年淮海战役支前受伤后锯掉的。被评为功臣，一直享受政府补助。钱不多，但每月都有。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农村人还是很看重这份稳定的收入。更何况政治地位也不低，两口子育有一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别人家是夯土茅草房，他家是三开间的砖砌茅草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父母带着我们兄弟俩从无锡下放到苏北农村时，就由公社安排借住在他们家。
老何是主动要求安排下放户到他家居住的。而且在了解到我父亲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就选了我们家。在后来的相处中，果然，老何与我父亲成了好朋友。又因为我母亲也姓朱，朱桂英便与我母亲结成了干姊妹。
初到农村时，我们家可谓两眼一抹黑。连吃的粮食也没着落，以为当地会提供大米。早上，老何让朱桂英早早起来，煮了一锅玉米糊糊，还端出了一盘腌制的小螃蜞，热情地招呼我们吃早饭。
“家里没得米，也没得咸，只有这些个，不知道你们可吃得惯。”老何夫妇俩一脸的难为情。见到我们一家无人动筷子，夫妇俩又连忙解释，这个“咸”是怎样的美味、如何的可口。
已经忘记我们全家是怎么吃了这顿早饭的，应该是没人敢去吃那略带腥臭的生腌螃蜞的。但他们当时说的话及神情，一直铭记在心。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当地说的方言“本场话”中，咸，不仅是指一种味道，还是代指一切菜肴。也才知道，当地的主食就是玉米。在当时的条件下，腌螃蜞是伴早饭最好的“咸”了。
我们在何家借住了一年多时间。也就在这期间，母亲便跟着她的这个干姐姐学起了用当地的食材烧制各种“咸”。这对一直生活在江南水乡的母亲来说，确实是一种考验。
从城里到了乡村，没有工资收入，不会种地。两个小子，一个“菜龙”、一个“菜虎”，都在长身体，实在没钱买“咸”。一年到头难见荤腥。
生活还要继续，必须给孩子们找到点有质量的“咸”。父亲动起了脑筋。夏天，开始跟着队里的人去赶小海。大家吃好晚饭后结伴出发，骑着自行车或让人驮着，走五十多里路，到海边滩涂，靠着小马灯或手电筒的光照，在退潮后的滩涂里捉螃蜞、捡鸟蛋。黎明时才能回到家。
还到河里摸蚬子，抓推浪鱼。蚬子烧汤，蚬肉炒韭菜。推浪鱼晒成鱼干，好存放久一些。父亲甚至还带着我们兄弟俩到田里去打野兔、挖刺猬。母亲则向乡亲学习，养起了猪、羊、鸡、鸭。
公社为下放户建房时，我们就选址在老何家的后面。两家前后挨着，走动更是频繁。哪家烧了好吃的“咸”，都会给对方送上一碗。煤油灯下，经常可见两个男人抽着烟，聊着淮海打仗时的精彩片断，经常眉飞色舞；两个女人在边上补衣服、纳鞋底，偶尔相视一笑。
队里常有人请朱桂英上门烧菜，她总带上我母亲。母亲本是手脚麻利的人，苏北的“咸”烧制也不复杂，固定的六道菜，食材比较简单，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我也会找过去蹭吃的。母亲不好意思，朱桂英便责怪我母亲：“细伢儿，能吃多少啊？”舀一小碗肉膘、碎肉丸子塞给我吃。
几年下来，母亲烧制当地的特色“六大碗”也像模像样了。后来落实政策，母亲被安排到了社办的农具厂，在小食堂烧饭。应该是朱桂英传授烧“咸”本事的功劳，或许母亲又有所改良，加上了些许无锡的口味，大家都说好吃。父亲笑着打趣母亲：哪里烧得好？人家只是想看看无锡城里来的女人是怎样烧菜的。
母亲回锡后，被安排到了一家公办幼儿园，还当厨师。晚年，她常念叨，没想到会认识了个朱桂英，还跟着她学烧“咸”，更没想到后半世就做了这个生活。
与何家一直有联系，何家还来无锡玩过。后来，朱桂英得了病，我父母找关系安排她来无锡治疗。住过一阵子医院，疗效不大，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本世纪初，我曾经陪母亲去过那个村子。老何也已经不在了，连房子都没了。母亲连连叹息。在镇上喝到了蚬子韭菜汤时，似乎又品尝到了久违的味道，脸上才露出喜色。
当年，日子艰辛。吃不饱肚子，玉米不脱壳，磨碎后，粗的煮饭、细的烧粥，加进山芋、胡萝卜。“咸”也简单，西瓜皮、东瓜皮、萝卜缨子都是菜。好在盐不像糖、油，无需凭票供应，多放点盐，口味重点就能下饭。家里养的猪、羊、鸡、鸭是用来换日常开支的，不舍得自己吃。办酒席的“六大碗”，也只是肉膘、肉圆、鸡蛋糕、红烧肉之类。肯定入不了今人的眼，但已经是美味、盛宴。
“咸”是盐的味道也好，是菜肴的称呼也罢，约定俗成，习惯了就好。其内在的感觉才是最要紧的。许多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当年难以下咽的食物，竟然变得香甜可口了。比如这玉米糊，吃早饭时，就想着来一碗。腌螃蜞也成了稀罕物，肉膘、蚬子、淡菜什么的，更是渴望吃上一口。真是乡音难改、口味难易。年幼时养成的口味，不觉得稀奇，但会随一世。命运之神早已经将那种生命体验沉淀、醇化，浓缩成融合了百味的底料和高汤，让你陶醉、上瘾。你以为已经忘记，但随时会被触发、唤醒，不由自主地心之念之，终成幸福的源泉。至于为什么把菜肴叫做“咸”，应该没有探究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