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
——孟森《明史讲义》
据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出身来看，最低的明显是朱元璋，《明史》记载“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从一个乞丐做到皇帝，在世界史上仅此一人。
第二低的就是刘邦，《汉纪》记载“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征乱伐暴，廓清帝宇……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刘邦造反是泗水亭长，与现在的村长差不多，能够克成帝业也是极其罕见，故有开头时的那段话，因为刘邦和朱元璋正是最底层咸鱼翻身的真实写照。
刘邦建汉后“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在他看来，要把国家恢复到周朝那样，即建立各地封国，然后统尊刘邦为帝，在统治方面开创“郡国并行制”。一方面以郡县直接归中央管辖，一方面封国给大功臣。但是可以发现这似乎是刘邦对那些功臣的妥协。
以韩信来说，最初韩信从齐地发兵与英布、刘邦和彭越集合与项羽大战时，曾要求封他为齐王，首先一个大将要求被封王就注定他下半生“很不平凡”，因为即将展开楚汉决战，刘邦应允。建国后，刘邦夺他兵权，并迁至楚地封楚王，但他没有足够的政治嗅觉，竟“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陈列兵仗”，刘邦不得以只好“出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韩信这才明白过来，拿着钟离眛的脑袋去见刘邦，后被束缚带回长安，被贬为淮阴侯，但他仗着自己功劳大就“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快快”，刘邦看到自然恼火。陈豨起兵造反，刘邦欲亲征，韩信托病不随，还“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被人告发，后被杀。
还有彭越，刘邦在征陈豨时派彭越出兵，“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因为韩信不帮忙，彭越也不帮忙，让刘邦心生烦躁，彭越知道后想亲自去谢罪，但是有个副将告诉他“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后让与彭越有仇的太仆得知，于是“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后来刘邦派人来捉拿彭越，最后“夷越宗族”。
英布在知道韩信刘邦都被诛杀后，心生恐惧，于是起兵造反，后被诛。至此，西汉开国三大武将都被刘邦杀死，同时还有一系列与他们相关的官员被杀，纵观他们的死因，大多是让刘邦感到不安全，并且时常做出“愚蠢”的行动，以《人民的名义》里面来说，就是没有政治嗅觉。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那些开国大臣里能善终的往往是明白功成身退的人，因为那些追随皇帝的人大多对皇帝本身了解，知道你当皇帝之前尿过炕、嫖过娼，这些负面影响是不能出现在皇帝身上的，所以皇帝本身对这些人也十分忌惮。萧何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建国前和建国后完全是两个人，在建国前他为汉王打后勤和全局做出的贡献是几乎完美的，但是建国后他反而做出许多昏庸的事来，比如说刻意做错事情和贪污一点小钱，但是又把事情控制在可挽回方面，让刘邦看到他慢慢“变坏”，这样才能对他放心。
历朝历代藩王都是中央政府的心头大患，如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役”和清朝“三藩之乱”，所以“削藩”是历代统治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从设立藩王这一点来看，最初其实是对建国初期各势力的妥协，只要设立了藩王，到后期要么死要么贬要么架空，异姓则对此看的太淡，所以会导致刘邦杀功臣（刘邦所杀的几乎都是异姓王）。
谈起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态度，以“四大案”来看是最好不过的。
先说说“空印案”吧。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离南京较近那还好，如果说西藏或东北的官员前来对账，出现一个问题以后再往回走实在是太难过，那全年都在路上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里说：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明太祖朱元璋获知此事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
《叶郑传》记载“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据记载，因此事被处死的官员系万人。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在明朝才出现，早就在“元（朝）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在百年前的元朝就已经开始，各地官员认为在白纸上盖官印是正常行为，如果出现问题了可以免除很多麻烦，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贪官，那么对国家的影响也将会极大。
再谈谈废除丞相制度的“胡惟庸案”，暂且不谈胡惟庸从一个县令做到宰相的励志之路，自淮西集团战胜浙东集团后，杨宪与汪广洋都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胡惟庸担任宰相后，有李善长在后面为他撑腰，变得逐渐焦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俨然把朝廷控制在自己手中，想成为一名权臣。
明初，朱元璋正是靠着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相互斗争，才能把权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胡惟庸“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完全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直到有这么一封表扬信递到朱元璋面前：（胡惟庸）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
后来胡惟庸勾结陆仲亨和费聚谋反，然后“庸令阴说善长（李善长是明朝第一人宰相，开国六国公之首，坚决支持朱元璋的人）。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朱元璋要处死李善长和胡惟庸了，两人皆是开国功臣，但是胡惟庸想谋反，朱元璋必须杀他。李善长陪伴朱元璋多年，深知他的的性格，但还是知情不报，不知是不是没有政治嗅觉，后来两人以及相关牵连官员万人都被处死。
根据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被杀基本是自己咎由自取，要么是谋反，要么是违法。但还和当时统治者的性格有关，刘邦和朱元璋都是从最底层爬起来的人，最担心的就是直接的统治力度被削弱，所以要拼命的来维护自己。
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