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势，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统一六国那年；一个是公元755年，即是安史之乱爆发那年；还有一个就是公元184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三个时间节点分别是，中国的历史走势不同阶段质变标志。

公元前221年的秦统一六国，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不仅是消灭了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550多年的纷争局面，更是秦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第一次最大规模整合了中华民族。在秦之前的夏，商，周等政权，基本都是局限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而且都是通过松散的分封制，施加政治影响。广大的东亚土地上实质是一种千邦百国林立的状态。而夏后，商王，周王只是有宗主之名的大邦国之一。长江流域的楚，古巴蜀，百越之地和夏商周皆无隶属关系。因而秦统一天下之前，东亚大地上就是一种邦国林立的状态。而秦统一六国，征百越，收河套。称皇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且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这些都是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东亚大地的历史走势，也可以说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理念和实体，真正开始形成的标志。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缔造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实体起，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公元755年。这900年间，整体上是“中国”和“中华民族”上行趋势。虽中间有过相当长期的大动荡和大混乱，但基本属于上行趋势间的震荡和整理。秦的骤然瓦解，让秦建立的“中国”第一次遭受生死存亡的考验。东亚大地是继续回到分封的诸国列邦状态，还是继续以“皇帝-郡县制”的统一状态呢？由于秦的整合和汉的继承，“中国”和“中华民族”得以巩固和光大。秦汉四百年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整合，让“中国”的基本盘-汉地联系日益紧密，让“中华民族”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包括汉地的其它民族，不单指汉族，以下皆同）的统一认同感趋强。应该说秦汉四百年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理念和实体的整合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没有这四百年的大整合。华夏民族很容易会在接下来的天灾人祸的内耗，与暴风骤雨般外患中彻底分裂或基本消亡，很难再以华夏民族的自身力量再度大统一。

秦汉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后。第一次面临的内耗分裂是汉末三国，但也在一百年内通过自身力量再次完成“大统一”，避免了华夏民族内部过久的分裂。而“中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存亡危机是西晋末年。这次外患危机可谓是暴风骤雨般猛烈，持续300年左右。秦汉以来建立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几乎面临着“亡国亡族”危险。由于西晋统治者的短视和昏聩，造成统治阶层的内耗和分裂，也让五胡民族的趁虚而入。五胡入华应该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前所未有之巨变。由于在此之前胡汉是对立的民族，并没有共同的国家和民族理念，因而两者之间的碰撞，是前所未有的激烈。这三百年是华夏民族的苦难史和血泪史，但也不是没有进步意义。自秦汉缔造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以来，在这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外患中，“中国”和“中华民族”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把五胡民族整合进了“中华民族”并且涅槃重生，迎来了更辉煌的隋唐“中国”和“中华民族”。还有一点就是，秦汉缔造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第一次经历了长达三百年大分裂后，又再一次凭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大统一，这意义应是巨大的。

隋唐是第二次最大规模整合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此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已在原华夏民族的基础上，融入了五胡。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统治阶层有大量的鲜卑人，突厥人，高句丽人，就能感受到这时期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又有了一次巨大飞跃。自秦汉缔造“中国”和“中华民族”以来，整个华夏民族虽有过长期的大动荡和大分裂，但都能融合我们的对手，走向更大的辉煌。到唐朝（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之前，“中国”和“中华民族”整个趋势都是上行的。这个时期，整体风貌显得:更统一，更强大，更文明，更进步，更开放，更包容，更自信。

【二】

而公元755年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盛衰的转折点。这年爆发了安史之乱。隋唐的繁盛并没有像秦汉那样持续了几百年。一场不如秦末，两汉之交，甚至隋末的动乱，基本打断了唐朝的脊梁，也是华夏民族由盛转衰的千年拐点。至于为什么这一场叛乱会造成这么大危害和深远影响。应该说和唐玄宗本人有莫大关系。首先，唐玄宗本人设置的节度使制度（无疑是分封制的变种）军、政、财、法权融于封疆大吏一身，造成了弱干强枝，外重内轻的倒悬局面。其次，唐玄宗年纪渐大，懈怠政事，大权渐落权臣之手。最后，唐玄宗用人不明。亲小人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等，远贤臣张九龄。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危害巨大。特别是节度使制度的流毒，让后世之君无法解决。唐朝也因此丧失了自我修复的可能性，只能在藩镇割据中，又勉强维持了150年。

“安史之乱”的危害远未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结束，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的长期危害才开始显现。首先“安史之乱”开始了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局面，“中国”和“中华民族”又经历了200年的大内耗。这200年的内耗，既消耗了整个社会财富和国家凝聚力，又丧失对外施加影响的能力。在此两百年间，周边的民族或国家纷纷趁势崛起，渐成了华夏民族的心腹大患。如吐蕃，契丹，党项的崛起。甚至已统治千年的交趾之地也渐分离。而宋朝在开国初，疆域狭小，光为了统一和整合“中国”故地，就耗费了上百年。而幽云，灵武，河西走廊，交趾故地，直到亡国的300年间都未恢复，更别说西域了。而“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给宋朝影响可以说是梦魇般的，还有其它民族趁势崛起的危害才开始显现。宋朝统治者面对这双重危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消极政策。也就是“重文轻武”和“守内虚外”。在华夏民族本来就面临巨大的外患危机面前。宋朝统治者推行了如此鸵鸟政策，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先是被契丹，党项欺凌，后是被女真，蒙古灭国。

宋朝鉴于“安史之乱”给“中国”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内耗和外患危机，采取了“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极端消极国策。这国策推行了300多年，它的深远的恶劣影响并没有随着宋朝灭亡而消亡，反而根深蒂固的成了“华夏民族的心理桎梏。秦汉隋唐时的华夏民族进取之心消丧殆尽。汉、唐尚武之风也渐成绝响。当然宋朝也不是无可取之处，它至少还保持了汉、唐以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虽然在宋朝身上，汉唐的强大和自信没了，但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创新能力还是继续的。但这也无法掩饰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和“中华民族”下行的趋势。宋朝推行的极端消极国策，让华夏民族逐渐丧失了主导“中国”和“中华民族”走势的地位。游牧民族第一次，第二次开始全方位主导“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走势。

应该说，蒙古的崛起是华夏民族前所未有的外患危机，而宋朝恰是自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最孱弱的时期。因而蒙古第一次以游牧民族取代了华夏族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导权。蒙古（元）的入主，不利的影响是:首先，华夏族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民族灾难（有此恶果，宋朝推行的消极极端国策也难辞其咎）其次，华夏民族自隋唐重新树立的自信心，第一次最大规模遭到重创。最后，蒙古（元）粗疏的治国方式，也没有推进社会全方位进步，反而为分裂和动乱伏下祸根。当然蒙古（元）的入主，也有巨大积极意义。首先让“中国”和“中华民族”理念和实体第一次最大规模融入非华夏民族，这理念和实体有了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理念和实体不再简单的是华夏民族一家主导。第一次最大规模打破了华夷之辨。其次，蒙古（元）入主，让满，蒙，青，藏，滇第一次成为了“中国”的正式版图，也为新疆再次融入“中国”版图创造了可能性（元朝时，色目人也加入元朝统治阶层，加强了和新疆一带的联系）最后，蒙古（元）入主，给已基本丧失进取心和武风（宋朝三百年国策的恶果）的华夏民族主导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定的尚武刚性。

应该说自元朝起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基本形成了一个游牧民族负责开疆拓土，而农耕民族负责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这二元制让“中国”和“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但后遗症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族日渐丧失了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走势主导权。因而，华夏民族则日趋不自信。一旦它夺回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导地位，消极负面影响就会严重显现出来。其次，游牧民族主要负责开疆拓土，农耕民族负责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一旦游牧民族被腐化或者遇到更强大文明（如西洋的工业文明）对手，惨败，则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种挨打和萎缩的被动局面。最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之间矛盾难以调和。游牧民族人口少但武力强，而农耕民族人口多却武力弱，这种失重的局面维持起来成本是相当高的，也显得很脆弱。

【三】

正如上面所说，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一旦从游牧民族夺回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主导权，长期压抑下的不自信（有宋朝推行三百年消极极端政策的恶果，也有游牧民族的打压的恶果）的危害就暴露出来了。明朝就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产物。明朝是以华夏族为主导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但由于宋朝三百年“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消极政策的恶果。明朝人已经没有汉唐的进取心和能力，所以终明一代都无法再次整合游牧民族融入“中国”和“中华民族”因而丧失了进取心的明朝人基本也是奉行和宋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差不多的国策。明朝统治阶级没有整合元朝故地，如满，蒙，藏心思，基本龟缩长城内自足。明朝和宋朝的一个区别是:宋朝多少还有些有汉唐遗风，虽然汉唐那样的进取心丧失了，但汉唐那样的创新能力还在，故经济，文化，科技方面还是有重大成就。反观明朝则不然，明朝前的华夏民族已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全面统治。这是华夏民族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低谷，自信心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一旦华夏民族夺回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导权，则长期压抑下的不自信，就逐渐在国策体现出来。首先是再也没有彻底战胜游牧民族的信心和底气了。这点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就开始体现出来了。朱元璋对蒙古势力的打击，始终是信心不足的。刚开始还想消灭，到后来就基本放弃了。朱元璋的子孙更是到了龟缩长城内混过两百年的地步。其次，对外部世界采取一种封闭的心态，统治阶级再也没有汉唐的探索世界心志，更没有汉唐那样主动出击消灭隐患的雄心。如朱元璋颁布“禁海令”锁国，对倭寇之患不是主动进剿，而是禁止国民出海。还有颁布所谓“不征之国”，基本上是让子子孙孙关着国门做皇帝了。最后，不自信不仅是对功臣武将，连对读书人也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比宋朝还甚的。宋朝虽然忌惮武将，但开国时，不至于滥杀，更谈不上思想上阉割读书人。而明朝的开国者都到了对读书人都不自信的地步。欠教育的朱元璋竟然想出“八股取士”之法锁读书人之脑。此外，不自信到，废除千古已有的丞相，大搞锦衣卫和当朝梃仗大臣。

明朝是作为华夏民族重新夺回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主导权的产物。由于先后有宋朝三百年“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国策和被元朝异族第一次全方位征服，明朝基本上异丧失汉、唐时华夏民族所有的积极元素。反而基本是继承了宋元消极因素。因而到明朝时，此时再以华夏民族为主导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基本丧失了汉、唐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锁国锁脑成为最基本国策和统治阶级的封闭心态。所以明朝是“锁国锁脑”国策的始作俑者。这样的后果，首先是对游牧民族威胁中，又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状态。其次，人为的隔绝于世界，对遥远的西部世界变化漠不关心，对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最后，整个社会领域基本处于缓爬的状态。没有什么突出经济，文化，科技成就。事实上明中期就显现出落后西方的态势。落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整个统治阶层长期对此无知和不屑。

自唐朝的公元755年起，“中国”和“中华民族”整体就是一种下行趋势。作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越来越弱势，也越来越趋于封闭和保守。到明朝时这个下行趋势更清晰明了。由于明朝已丧失了汉、唐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因而明朝又重蹈了宋朝的覆辙，上亿人的华夏民族再次被十几万的游牧民族所征服。清朝入主的消极意义在于再一次显现了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宋、明推行消极极端政策的恶果。也证明了一个民族人口再多，一旦丧失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就丧失了对自家命运的主导能力。清朝再一次以游牧民族征服华夏，应该说是又再一次重创了华夏民族的自信心。从此弱势心理一直桎梏着这个民族。当然清朝入主也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首先，清朝的入主再次确认了游牧-农耕二元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让“中国”和“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惟华夏民族的狭隘格局。其次，游牧民族开疆拓土和农耕民族治理国家模式再结合，让“中国”版图在明朝急剧萎缩情况下，重新让满，蒙，疆，青，藏，台重新纳入“中国”版图。最后，清朝既吸取元朝的粗疏治国教训，又吸收明朝混乱统治的教训，集大成的基本解决了历朝历代的外戚，宦官，权臣，君怠，分封和藩镇，边疆控制等诸多的统治矛盾。清朝入主还让各大民族进一步整合，打破了华夏族主导“中国”和“中华民族”时单一华夏民族的格局。而清朝的统治阶层是由满，汉，蒙，回，藏组成的。清朝开拓的疆土最终为今日“中国”奠定了最基本的格局。这些都是清朝入主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的积极意义。

【四】

由于清朝继承的是明朝体制。而明朝“锁国锁脑”的体制，清朝也照抄无误，甚至变本加厉。明朝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已经是基本丧失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的了。虽然清朝以游牧入主，重新注入部分了进取心。但由于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由于宋，元，明700年消极政策影响，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丧减趋势已不可逆转。再加上人少却起主导作用的游牧民族对人多的附属的农耕民族的防范和打压。虽然清朝前期有一定进取心，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但很快也被主体民族的下行惯性所淹没。宋、明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和“锁国锁脑”消极极端政策在清朝中期身上开始叠加显现，这个时候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已处于自公元755年来最窒息的“万马齐喑”时期，已完全没有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自明朝起的“锁国锁脑”国策所带来的恶果终于开始爆发。对强大的外患，整个国家和民族对它们一无所知。而自己社会各个领域基本也是停滞不前。一场前所未有民族悲剧，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不期而至。

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是在枪和火，血和泪中跌跌撞撞过来的。而1840年就是这个转折点。应该说以“中国”主导天下的理念和秩序的历史结束了，而“中国”开始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的中心成了西方。几千年来，东-西两个文明中心并立发展历史结束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在转身成为世界历史真正的一部分的那一幕是悲惨的。这一百多年被动转身的代价，需要一代代人反思，我们该怪谁呢？怪谁呢？清朝当然难辞其咎。但若全归咎于清朝，未免有些自欺欺人，这不是以史为鉴的态度。从“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走势来看，自公元755年起，我们整体就是下行趋势，虽有震荡回返，但趋势也很明显。宋朝三百年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就让作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丧失了汉、唐的进取心，所以才有了宋亡于人口极少的游牧民族的奇观。明朝将近三百年的“锁国锁脑”体制也招致了宋朝的恶果，而清朝又在继承明朝消极体制和国策时，进一步加码施展。在这个1000年的下行大趋势下，最后出现1840年这种前所未有的危局，不在情理之中吗？哪怕明，清有一个朝代向汉、唐看齐，放眼世界，探索未知领域，保持旺盛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进取心和创新能力。统治阶级若不是贪图用愚民弱民的“锁国锁脑”之法，来廉价统治，哪至于落伍西方？或者说即使落伍，也不至于那么大，更不会带来丧失“中华”文明中心如此大的恶果。

公元1840年的后遗症还一直在持续的。至于自公元755年以来“中国”和“中华民族”整体下行的趋势是否还在持续，这个还不好结论的。作为中国人，当然希望早已结束。但作为历史研究者，还是谨慎下结论为妥。处在如今中国，我们得花上一两百年重构“中华”文明中心，即使不能取代“西方”文明中心，也要并立的。如果“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了西方文明中心的附庸，这是有愧我们的几千年先辈的。重构“中华”文明中心，经济，科技，军事，教育，甚至政体都要不断自我革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明朝以来，渐渐丧失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也要逐渐恢复的。若不如此，则还有可能丧失对自家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主导权。善谋者谋势，势谋对了，前途自然光明，谋错了，终究会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