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圣诞节前夕，一个稀疏平常的下午。高盛香港的交易室，所有人目光都转向了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交易员：章友。
当时很多人并不认识这个做事有点紧张的东北男孩。他2005年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经过层层严格面试，加入高盛亚洲衍生品交易团队。章友是部门第一位大陆人。
即将到来的这个圣诞节是章友的第一个长假。他打算从香港飞去荷兰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女朋友。
圣诞出行高峰，香港往返欧洲机票最便宜要一万多港币。章友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这时，坐在章友对面的结构化产品组的一名MD（董事总经理）突然站起来，用英文一本正经地说，Joey（章友英文名），如果你现在就在这把头发剃光，我就给你买往返阿姆斯特丹的头等舱机票。
章友想了想，站起来说：Done（成交）。
交易大厅沸腾了。章友的老板见有赌局，兴高采烈地跑到办公室楼下的发廊The Mandarin Barber买了把推子，又找来一堆研究报告和报纸，罩在章友身上。他吩咐比章友晚一年进高盛的“神童”分析师（17岁就MIT硕士毕业）来主刀。
一堆同事众目睽睽下，章友一头浓密的黑发落地，顶着一个似乎刚被狗啃过的光头出现在大家面前。
跟章友打赌的MD是公司有名的吝啬鬼，平时跟新进的分析师出去吃饭都很少买单。他找到需要转三次机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机票给章友，说：你不介意转机吧？
章友老板打抱不平说，这能保证人身安全吗？要不这样，Joey也不是一定要坐头等舱。你就直接给三万，足够他支付整趟旅行费用。
就这样，章友赚到了免费的欧洲之行。
从那天开始，大家开始慢慢认识这个叫“Joey”的交易员。章友在办公室也变得更放松、更融入，开始敢跟以前觉得“都是老板”的人开玩笑了。
去市场学本领
2016年11月底，我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个量化投资高峰论坛，在那里我第一次见章友。
当天，章友和清华经管合作的量化投资实验室正式成立。清华会场教室满座，门口还站着听众。放眼望去，90%都是男生。
“章友是谁？”现场一位同学轻声问。
“那个在高盛干了10年的师兄。”另外一位答道。
和章友同台的业界代表包括马蔚华、居雄伟、聂凡淇 。章友戴眼镜，穿西装，刘海有点卷，彬彬有礼，在嘉宾里年纪最轻。
同是清华毕业的量化交易员巍子曾把章友比作“量化界的江左梅郎”。
当天，章友等人就如何成为优秀的量化人才给清华学子提了诸多建议。
博煊基金董事长居雄伟总结：一是熟悉金融、会计知识，了解金融市场动态；二是数理基础扎实，能熟练使用统计软件和编程语言；三是对于数字和规律非常敏感，能够发掘数据背后的金融含义；四是好奇心要强，勤于并善于独立思考。
论坛结束后我跟章友聊起他在清华成立量化实验室的事。章友告诉我，大一上《金融市场概论》，老师开门见山就说：“你们来上这堂课，是想学怎么去金融市场赚钱，那我现在告诉你们，真正赚钱的方法，你们在这堂课上是学不到的。”
章友想提供一个平台，让有想法的同学把知识转换成模型，去市场上学本领。
不少量化交易团队近年都在利用高校资源搭产学研平台。北京90后量化基金经理张文告诉我，和北大清华的实验室积极合作，可以分担他们数据分析的压力，成本也比自己招人更低。
章友说，跟清华的学生碰撞，能给团队带来活力，避免陷入僵化思维。“我们定期会组织实验室的学生读论文，学新东西，这会给我们交易提供一些思路。”
章友回到清华经管学院，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当年章友飞去荷兰探望的女朋友谢真臻，后来成为他的太太。谢真臻目前在清华经管系任教。
再次回到经管学院，算是章友和太太毕业多年后的一次“官方”重逢。
我知道恐慌长什么样
章友从小就是公认的“学霸”，2001年高考时他是黑龙江省理科第二名。但他自认不是特别自信的人。
“每次去一个地方。我总是觉得我能到这个集体是荣幸。我能接受最后一名。但最后阴差阳错，都还做得可以。”
章友记得自己在高盛开始独立交易时“战战兢兢”的心情。最开始，他管一千万美金的book（交易账薄）。有时一单亏一万，都会想，“得是多少顿午餐啊”。
那时章友旁边坐了一位资深交易员，加入高盛前是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floor trader，每天报盈亏几百万美金，波澜不惊。
章友好奇地问他：“这个数字这么变，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对方说：“没有啊，看久了，对我来讲就是工作。”
章友迅速适应着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每天进办公室，市场都不一样，“我很喜欢在变化中快速做判断和决定”。
2007年金融危机前，章友开始管做市（market making）的book，资金量一亿美金左右。
市场和经济表面看来歌舞升平，不少看好市场的客户通过购买复杂的结构化产品来加大杠杆。包括高盛在内的大行做市商，则不断地增加波动率多头持仓。这些仓位主要来自于客户购买结构化产品里面隐含卖出的看跌期权。
客户结构化产品业务越做越大，章友手里的波动率头寸也越攒越多。
为了降低波动率头寸，衍生品交易员常使用一种场外交易的Variance Swap（方差互换：一种波动率衍生产品）把自己的波动率头寸“换”出去。
2007年年底，章友卖出汇丰控股的Variance Swap大概在8，9水平。“当时我们认为汇丰（股票）每天最多波动千分之四五左右。”他说。
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章友发现自己大大低估了市场的“尾部风险”。
2009年3月9日，汇丰控股从开市的40.5元跌到下午开市的38元，在收盘竞价时段最后几秒，又挫低至24%，以33元收盘，创14年新低。
波动率冲上天价，这意味着章友之前在波动率低点换的Variance Swap合约面临超出想象的大幅亏损。“最大盈利可能几十万美元的合约，能亏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章友说。
更触目惊心的是客户的亏损。
汇丰控股暴跌当日，客户被银行强制斩仓，章友参与帮客户大额平仓，直到收盘竞价的最后一单。
“我问他（客户）什么价格，他说市场价。那时候已经跌了10多20个点了，我们又要下一两百万的大卖单。我发现市场上都没有买家了——你可以想下客户损失多大。”
那段时间章友眼睁睁看着有客户因为仓位管理不当，几个亿的身家灰飞烟灭。
金融危机期间，章友从放假的老板手里接过台湾市场一亿美金左右的book。
结果连续一周，开盘就跌停，章友一天亏了一两千万美金。
他焦虑得睡不着觉。但白天爬起来去办公室，还是努力保持清醒。
“那时已经不考虑价值，就是平仓平仓。”
2009年2月到3月，章友观察到市场出现价值偏离引起的套利机会。最开始的窗口很诱人，但他说服自己等待。
“我觉得我这一年能做到30（价差套利盈利空间），很着急进去。但一想，你可能遇上亏损大户还没有平仓完，价差进一步拉大到60，这个时候你就浮亏30，你怎么跟你老板解释？”
章友坚持等到平仓潮结束再进场。“我知道了恐慌是什么样子。如果仓位没管理好，被清掉了，就永远没有机会恢复。”
正如凯恩斯所说：“The market can stay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stay solvent（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往往比你能保持有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
黑天鹅
2015初，章友从工作了十年的高盛离职，从香港搬回到深圳。
章友在高盛后期管理金额大概20亿美金。他服务的客户包括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但没有一家中国人的。章友想做一家在全球都打得响的对冲基金。
从2011年开始，他作为行业专家参与了中国开放衍生品市场的方案讨论和投资者教育工作。
“我觉得中国有条件和潜力做成，我希望参与到市场从0到1的过程中。”他说。
2015年5月，章友发了两只旗舰基金。
从2015年年初开始，两市持续上升。6月到7月，股灾来临，上证综指及沪深300指数急跌45%。
9月，中金所发布通告，对股指期货交易提出各种严苛限制：单个产品、单日开仓超过10手即构成“日内开仓交易量较大”的异常交易行为，非套保保证金由30%提高至40%等。
章友之前什么风险都考虑了，就是没有预料到政策风险：“做得好好的，突然停了。感觉被打了一闷棍。”
章友连续失眠了两天。
有朋友告诉他，这是临时措施，一两个星期就放开。章友冷静分析，觉得最快也要半年以上。
章友决定止损，转变策略。
“金融市场生死时速，需要非常快地做决策。我在交易时也发现，正确的交易，不是100%正确，而是说你正确的概率比较大。收益比较好的时候就进，错了就止损出来。一定要行动。与其你迟半年选方向，不如先做，半年发现方向不对再转型。”
2016年熔断来临，章友遭遇回撤。从2015年9月转变策略后到2016年3月，基金未实现盈利。
“当时规模接近两个亿，是初期第一波的钱。觉得压力很大很大。”
他比较感动的是，回撤后，只有一位投资者提出赎回。
这节骨眼上，团队的核心开发人员、公司的联合创办人跟他出现理念的分歧，提出离开。
章友感觉很难看到曙光。“我就告诉自己：什么都能过去，什么都一定能过去。”他说。
联合创办人离开后，章友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完善策略平台，建设团队。团队慢慢丰满，投研团队慢慢扩展到了十几个人。
他“挖来”认识16年的好兄弟王坚担任基金经理。王坚曾经在高盛和人人贷工作，后来又联合创办“人人操盘”。
王坚对章友的严谨深有体会。他俩曾一起做清华经管学院一份学生刊物。有一期一篇文章里面出现了一个错别字，杂志已经已经印出来了，作为主编的章友要求全部推翻重做：“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工作要求都很高。”
该斩仓要斩仓
清华一别，我和章友再次对话已经是2017年的3月。这次我们约在他的主战场：深圳。
跟几个月前在北京见面时相比，他似乎又瘦了一圈。
我们见面前一周，章友5天跑了6场路演：深圳两场，东莞、广州、青岛、北京各一场。
“回家之后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
2015年股灾给章友一个重要的启示：择策略和择时比把一个策略做到最好更重要。
“去年（2016年）做多因子、做套利，做得再精，再细都不好做，但如果你有CTA、期权、统计套利策略，收益可以做到10个点以上。”
章友目前管理规模几个亿。一位专门做量化FOF的基金经理说，章友团队“去年除了熔断期间，回撤控制很好”。
章友给自己的定位是以后更多负责战略，比如决定公司什么时候该出海，该进入股权投资领域。
“策略方面我很欢迎比我更强、更聪明的人进来。”
他认为创业初期，偏独裁一点，效率更高。 但最后要把事业做起来，不是一两个聪明人就能搞定的。
量化基金行业竞争激烈，近年来除了有像章友这样戴着光环的“海归”团队加入，有许多优秀的本土团队也在崛起。
章友说：“我知道有些基金做得很好，我也会看，也会有小想法。但我会保持平常心，说眼红或者我一定要超过谁谁谁，这个我没有。”
现在的章友穿梭于北京和深圳两地。太太谢真臻的事业在北京。章友想花尽量多的时间跟她和孩子们在一起。
“虽然章友陪孩子时间不多，但都是高质量的陪伴，很少拿着手机看电视陪娃，孩子们都很爱他依赖他。”谢真臻说。
这两年，谢真臻看着章友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愈发自信。
两口子一起成长，为各自的事业打拼，谢真臻很满意这种状态：“家庭是我们事业的动力之一，两者相辅相成。”
夜深人静时，章友会反思自己的弱点，包括“跟别人谈事时太快亮底牌”、“爱面子”——特别是涉及到关乎“智商”的问题时，他很难妥协。
在谢真臻看来，章友还有个短板：“看起来太嫩。”
创业这两年，章友承认有不少欲哭无泪的时刻。
“有哭的心，但哭有帮助吗？有帮助你就哭吧。交易员要斩仓，人生也是一样。Move on，走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