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5我思故我在84/1000学习成长81（1h）未计入软件
民间有句俗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这两句大俗大雅的话话说明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
道理很简单，然而真实情况却往往相反，越是好汉，越不容易在生活中实践这个简单而质朴的道理。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虽然浮夸，但很喜欢交友。因为朋友多、朋友铁，有人在官场上替他撑腰，他的仕途也非常顺，3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
当时知道要朋友帮忙，是因为他还没把自个当好汉呢。一个人心理没膨胀的时候，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时候，都知道要靠朋友帮忙，等他真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心理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目空一切，也就是越来越把自个当好汉的时候，他就会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篱笆三个桩”的简单道理。
当他他出山办团练，开始雄心万丈地要收拾太平军的时候。就把自个当英雄、当好汉，忘记了这个道理。
墨绖出山后，几个如狼似虎的弟弟都要跟着他出山他说自己能搞定，在几个弟弟反复要求下，他才带了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葆一起到长沙办团练。
到了长沙，在巡抚张亮基和湖南众名士的推崇之下，虽然只是办团练，曾国藩却感觉像是在负责全省的军务。对当地有起义倾向的堂会、帮会展开了频繁的军事行动。其痛下杀手，到处围剿，不仅雷厉风行，而且雷声震震，可以说动静非常之大，以至于没干几天就被人骂作是“曾剃头”、“曾屠夫”，不惜与后来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闹翻，甚至还越权管理绿营的军务，这下，反对曾国藩声浪，在长沙，在湖南，一浪高过一浪。。
他是好汉，他很悲情，他孤军奋战。他还专门给咸丰皇帝上了表，指责湖南当地的官员阻挠他办团练，最后请了圣谕，可以按他的方式独断专行。这下曾国藩众叛亲离，终于要吃苦头了。于是，就发生了绿营骚乱。
不仅曾有这样的教训，很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我们分析他们的得失成败，会发现，其实“一个好汉”有没有“三个帮”、“一根篱笆”有没有“三个桩”，往往是得失成败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请注意，是“最重要”，而不是“重要之一”。
为什么呢？一般来说，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既然能称之为杰出人物，自身的素质、素养、智商、情商，以及潜能，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他们自己够杰出的时候，还能不能容忍别人的杰出。
比如宋代最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的很多改革思想、改革措施，可以说是极具超前意识的。甚至有人说王安石的改革思想跨越了千年，直指当下。 王安石不仅有超人的思维和智慧，还有着超人的行动能力。走乡窜户，在地方上试行改革，因为有强大的行动能力，所以当时就取得了成效。
可问题是王安石在全国推行改革之初，什么事还没开始做呢，就先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
什么口号呢？
有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尤其是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句一说完，当时就捅了马蜂窝，最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听说这话后，也很生气。还惹恼了这样几个人。这几个人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哪些人呢？
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程颢。
因为观念之争，司马光、苏轼，还有二程兄弟这些人，立刻吵成一团。要知道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哪一个是小人，哪一个是坏蛋呢？他们哪一个不是心怀着家国天下的理想，哪一个不是甘愿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呢？可是因为观点不同，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由此开始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北宋文人党争，而一个时代的精英智慧，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消耗殆尽。
虽然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原来还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宰相负责变法运动之后，除了锐意改革之外，心中已经装不下什么其他的了。他这时候除了满腔凛然正气之外，剩下的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视死如归的勇气。这种正气与勇气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害，即王安石开始把自己英雄化了、好汉化了，太把自己当好汉了，于是就忘记了“一个好汉要三个帮”的简单道理。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了表达自己的改革主张，足足写了一万多字，所以叫万言书。可司马光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观点，写信跟他商榷，写了多少字呢？ 三万言书！三万多字！但是，跟仁宗不搭理王安石的万言书一样，王安石也根本不搭理司马光的三万言书。他的回信寥寥几笔。司马光来信三万言，王安石的回信只有417个字，这篇文章很有名，很多人中学时都学过，就是《答司马谏议书》。
也就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就叫个人英雄主义。英雄和好汉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心理膨胀，所以作为一个好汉，根本不需要别人来帮。
但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没人帮，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只是个悲剧的英雄主义。王安石个人的结局和他的改革变法的结局都一样，因为文人党争，因为众矢之的，所以在当时就惨遭失败。
反观中国古代改革的另一个典型张居正，《明史》上指责他为了改革，甚至不惜与太监头子冯保结盟。
可张居正想得就很清楚，他是把自个当好汉，所以他跟王安石一样，也锐意改革，但他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那三个帮他的不一定非要是好汉啊！所以哪怕是太监，只要他能帮到你，能让你实现改革的理想，就应该拉拢他、跟他结盟。
毛主席读《明史》说，整个明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宦官乱政，可就在张居正改革的十年里，宦官问题一点都没有，宦官势力不仅没成为改革的阻力，还成了有力的帮手。所以比较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其中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用人、识人的差别。
所以中国人还有句俗话，叫“可以不读书，不可不识人”。
在长沙的曾国藩，被搞得灰头土脸，就是因为他太把自己当英雄、当好汉了。自视英雄本身并没错，错的是，他居然搞起了个人英雄主义，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一个人与整个湖南官场为敌，最后当然没什么好下场。
幸好，曾在修身上最大的本领就是他善于反省。他先是忍气吞声地退出了长沙，来到了衡阳，然后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在长沙办团练的得失成败。这么聪明的曾国藩，一旦静下心反思、反省，立刻想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自己这条好汉，没有伙伴，没有帮衬，没有属于自己的团队。
在长沙的时候，他想的还只是一个人办团练，吃了亏到衡阳之后，他想的就已经是一群人办湘军了。所以他在衡阳，先是努力沟通好与当地官场的关系，然后登高一呼，以利益与道义为旗帜，四方招募贤才，也就是找属于他曾国藩的“三个帮”和“三根桩”。
果然，只要有用人之心、识人之能，人才自然就会聚集过来。曾国藩先后找到了他的黄金搭档胡林翼、罗泽南，他的五虎上将彭玉麟、杨福载、塔齐步、鲍超、李续宾，后来还有他的接班人李鸿章，甚至还有后来与他一时齐名的左宗棠，还有后来洋务运动的一大批干将。
而同时，太平天国那边却不停地发生内讧与内乱，由于洪秀全用人无方，又无识人之能，兄弟之间反目成仇，最有才的杨秀清被杀，最能打的石达开被逼出走，大好局面分崩离析，洪秀全最终成了个孤家寡人。
曾后来也曾评说，说自己最终能战胜洪秀全，他胜在识人、用人之胜，而洪秀全则败在识人、用人之败。
来自《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by kid 17/41
